汉剧唱腔音乐

安康地区有八个唱腔不同的剧种，即汉调二黄、大筒子、弦子腔、道情、越调、八步景、紫阳民歌剧、新歌剧。这些剧种就其唱腔音乐基本结构划分：汉调二黄属皮黄腔系，其声腔在花部诸腔中发展很快，在皮黄腔系剧种中早已具备一套板式完整的板腔体制。大筒子腔调已趋向板式变化形态。八岔戏腔调为阳八岔和阴八岔（亦称七岔，即民歌小调）实属花鼓腔系统。弦子戏腔调是在说唱“莲花落”的基础上伴以弦胡奏唱而成。陕南道情由渔鼓道情演化为板式变化体的道情腔。越调（又名四股弦）主要唱河南越调及杂调。这些剧种在长期演出活动中，其唱腔音乐形成了各种定格板式，唯八岔戏中的阴八岔还是根据戏中的句词情绪多配以民歌小调演唱，俗称调子戏。八步景把腔调不称板，也不叫调而称“簧”，什么板（调）叫什么“簧”，如“老簧”、“气死簧”等。建国后流入安康的新歌剧坚持民族化道路，在创作剧目上以陕南地方音乐素材为基础按新歌剧格式进行再度音乐创作。紫阳民歌剧是以紫阳民歌为剧种主要唱腔，是以民歌联缀或以民歌素材进行改编的创作方法的综合运用、变化发展。

属板腔体的剧种音乐，都拥有丰富多彩的唱腔音乐、曲牌音乐、打击音乐，尤以汉调二黄为甚，至建国前，其唱腔板式有80余种，曲牌400余首，击乐打头100余种，自成完整体系，足以表现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数百本（折）传统剧目。这些剧种音乐，在唱腔上按角色行当分腔。唱腔句式均为七字、十字齐言对偶句；七声音阶或属宫调式，或属徵调式，或为徵商调式交替；其板式变化基本规律为散—慢—中—快—散，在乐器表现上都有独具个性的主奏乐器：二黄的胡琴（二弦子）、胡胡、月琴三大件；道情的牛筋皮弦和渔鼓筒；弦子腔的牛筋弦胡及小牙子（“莲花落”板）；大筒子的筒子胡。其乐队，组织精干，主兼分明，葆有特色，便于流动。

这些剧种，尤其是汉调二黄，在长期的音乐创造传代中，涌现了不少唱、奏并重、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及不少享有声誉的名琴师、名鼓师、名锣、名钹；1945—1965年间，名琴师唐星尧（石泉）、许洪祥（安康）、鼓师洪金钟、韩光启等颇具影响和建树；二黄名唱家更是代代有人，流芳后世，道情戏的李久祥、李荣福、杨天长、杨森连、庞世堂、张自成，弦子戏李鉴德一家老少三代等，皆为唱奏不挡的全音乐把式，远近闻名，在戏曲音乐历史上卓有功著。

建国后，传统戏剧音乐艺术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一是有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指导，随着民族戏曲的被重视而更加重视戏曲音乐的继承、改革和发展。二是在1953—1956年、1970—1987年两段年代中，一批新音乐工作者余书棋、黄群众、黄贤明、刘正恰、柳清甲、邹成仁、鲁盾、江树业、张复成、但兆杰、温进宏、宋仁举、梁金和、王志富、范献民、梁春林、王绍华、但公仅、余运祥、张应武、范西民等先后投入到戏曲音乐工作，他们努力学习新音乐理论和音乐技法，积极深入地、全面地学习传统音乐遗产，尊重剧目老艺人，并在向老艺人虚心学习的同时，与之组成了一支新老音乐工作者竭诚合作的新戏曲音乐队伍。

靠着这支队伍，传统戏曲音乐得到了继承、创新、发展。一是卓有成效地运用现代音乐的记谱技术和规范搜集、纪录、整理和刊印出多册唱腔曲谱、器乐曲谱和打击曲谱，结束了传统戏曲音乐口头传代、无曲谱纪录的历史；二是在组织建制上，地、县专业剧团均设置了专职或兼职的音乐设计人，把音乐设计列为艺术创作的重要位置；三是通过对传统剧目的发掘、整理、改编、移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以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的创作演出，到1960年后道情、弦子戏、八步景、越调被搬上舞台演出等多方面的艺术实践，对各剧种音乐进行了全面地继承、改革和发展，实行“通盘设计”、“定腔定谱”，新添多色乐器、扩充乐队编制，这样一方面赋予了传统音乐以新的情绪、新的意境、新的格调，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唱腔音乐（包括各类伴唱音乐）、新的曲牌音乐（如前奏、间奏、衬曲、尾曲）、新的打击音乐（表现各类战争场面的混响音乐）。这些新创的音乐作品既保持了各剧种的风格，又赋予历史新意和时代气息。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以音乐见长或唱做并重的优秀剧目：汉调二黄《楚宫》《碰亭》《屈原》《黑旋风李逵》《梁红玉》《廉颇请罪》《打龙棚》《貂禅》《陈妙常》《义和团》《谭记儿》《杨乃武与小白菜》《板桥轶事》，现代剧《梅刀新传》《红珍珠》《朝阳沟》《巴山女儿心》《马大怪传奇》《祝福》，安康民歌剧《锦上添花》《春催山红》，紫阳民歌剧《嫁嫂》《三请吹鼓手》，道情戏《木匠迎亲》《古水新波》，八岔《站花墙》，安康曲子戏《家》，弦子戏《三石二两七》，新歌剧《飒爽英姿》《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相思槐》《榆钱儿》等。这些剧目的音乐形象获得了不同层次观众的好评和赞誉，有的灌入了唱片、音像带，被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