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相声，一声长叹……

“新中国成立30年大庆，沈阳相声红透了半边天；现在60年，人家的相声在复苏，而沈阳……”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如此感慨，“真应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相声起源于北京，发达在天津，流行于全国，而能形成群体地域表演特色的相声却不多。沈阳相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适合东北三省观众审美需求的沈阳相声，并与京津成鼎足之势。但如今在全国相声复苏的大背景下，沈阳相声却在持续筑底。这是为什么呢？

京津沈三足鼎立始于清代

沈阳相声最早可靠的数据来自清代。

1873年的刘世英著《陪都纪略》记载，沈阳最早的相声艺人名为张太。书中记载：“有张太，学相声。叫人乐，嘴头灵。约薄话，想得精。讲流口，是营生。 ”这段描述既记述了艺人张太说相声，又形容了相声的表演和其艺术效果，是沈阳有史以来最早的关于相声的记述。

“其实沈阳相声有资料记载的历史，仅次于北京，比天津还早呢！不过这并不能说明沈阳的相声起源比天津早，因为相声最早是从北京传到天津，再传到沈阳的。 ”沈阳曲艺团的年轻相声演员穆凯向记者介绍，“但这些资料表明，沈阳是清代就有相声活动的三个城市之一，在历史上就可以和北京相声、天津相声比肩。 ”

穆凯是沈阳专业相声演员里最年轻的一个，因为负责沈阳相声向各级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宜，年仅三十一岁的他成了沈阳相声界的权威人士。

穆凯介绍说，“冯家班”是沈阳相声重要的一个流派。1921年，北京相声艺人冯昆志一家来到东北，与其子冯振声、徒弟德淑珍、冯少奎等人组成“冯家相声班”，后来冯振声又收徒杨海荃、常福荃、祝景荃等人。那时候东北地区的相声已经显示出有别于京津的新特点，故素有“冯家门”相声之称，又称为“东北相声”。

“冯家班”成为后来沈阳相声的重要力量，杨海荃在沈阳广收门徒，后来红极一时的杨振华、金炳昶、傅兰英、周印金、冯景顺、王志涛等著名相声演员都是杨海荃的徒弟，而穆凯则是金炳昶的弟子孙伟的徒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沈阳相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撂地和大棚演出，主要集中于小河沿、西门脸儿（今西顺城街）、北市场等地。另一类是茶社演出，多和一些其他曲艺形式如东北大鼓、单弦、京韵大鼓等同台献艺，像中街的公余茶社、小河沿的凝香榭茶社等都有相声艺人参演。

沈阳相声的“马鞍形”轨迹

马鞍形——著名相声演员王平这样形容沈阳相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走势。而马鞍的第一个高点，就是沈阳的相声大会。

解放后，沈阳相声艺人自发组织成立了“沈阳相声大会”，先在北市场“四海升平”茶社演出，后又移至北市场“会文茶社”，茶资采用计时收费方式，十分钟三分钱，每天十二点开演，到晚上九点三十结束，演员有佟雨田、杨海荃、白银耳、彭国良、傅兰英等二十多人。“所有演员轮换上场，轮换吃饭。所以，每个演员都必须会二三十个活，否则顶不下来。 ”著名相声演员陈连仲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陈连仲后来成为沈阳相声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彭国良的徒弟，而著名笑星范伟则是他的大徒弟。

相声大会也请一些北京、天津、南京的演员来，有的演员经过一段演出后甚至决定留在了沈阳，如小立本、姜伯华等。“当时的沈阳相声就已经很有名了，连马三立都来沈阳的相声大会上表演，一待就是三个月，足见当时的影响力。 ”著名相声演员王平说。

1958年8月在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上，沈阳相声艺人小立本、杨海荃首开歌颂体裁相声先河，他们表演的相声新作《社会主义好》引起轰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沈阳相声开始名震全国。

1959年3月15日沈阳曲艺团成立，沈阳相声大会并入该团，改名为沈阳曲艺团相声队，这里成为沈阳相声的“星工厂”。

这一时期除了专业的相声演出外，业余相声活动也十分频繁，沈阳市的铁西、大东、沈河、皇姑都有业余相声队。杨振华、金炳昶、周印金、刘沛起、陈连仲、苏连生、常佩业等人就是从民间走向沈阳曲艺团，他们正是沈阳相声“黄金一代”的雏形。“那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但四毛钱一张票，沈阳市曲艺厅四百来个座却场场爆满，观众不吃饭也得去听。 ”谈到那个时期的沈阳相声，陈连仲依然洋溢着自豪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沈阳曲艺团解散，相声演员也下放到工厂、农村，沈阳的相声演出活动也一度被禁止。这时的沈阳相声暂时偃旗息鼓，进入休眠期。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沈阳相声开始向“马鞍形”的第二个高点爬坡。

“文革”后“引领中国相声走向巅峰”

1977年，“星工厂”沈阳曲艺团重新恢复建制，杨振华、金炳昶等演员回归。 1979年，沈阳相声开始了席卷全国的时代，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陈连仲携相声《假大空》、《好梦不长》、《台湾来信》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其中《假大空》、《特殊生活》获创作一等奖，沈阳曲艺团获演出一等奖。

“当年辽宁人艺的《报春花》，那么多艺术家演出才获得演出一等奖。可见当时的沈阳相声多受欢迎。 ”穆凯感慨到，“后来的演出，北京和天津的曲艺团合演一场，而沈阳曲艺团单独演一场。你想想沈阳相声当时多牛？ ”

1979年，陈连仲随团去抚顺演出，观众对相声的热情让陈连仲着实大吃一惊，“早上五点多的时候，我就被吵醒了，外面就已经开始有观众排队买票了，而演出的时间是晚上七点。你说火不火？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沈阳曲艺团相声队演员阵容齐整、艺术水平高超，堪称国内顶级团队，相声演员近三十名。获奖更是如同探囊取物。

除专业相声队伍外，业余相声演员的活动也沸沸腾腾，当时仅沈阳市可查的业余相声演出队就达到14支，盛况空前。沈阳相声与北京、天津形成了相声界的鼎足之势，甚至有了“新相声，听沈阳”一说。

“‘沉寂了十年无笑声’的年代过去了，老百姓是压抑的，需要笑声。沈阳相声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说起沈阳相声异军突起的原因，王平这样分析。

而对于沈阳相声在“文革”后崛起的定位，王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可以说，‘文革’后，沈阳相声带领中国相声走向了巅峰。 ”

沈阳相声为何一蹶不振？

沈阳相声的第二次爆发，持续贯穿了20世纪八十年代。

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电视带来了大量娱乐节目，相声不再是唯一的找乐方式。用著名相声演员王平的话说，连“班尼·黑尔都来中国抢生意了”。

即使在春晚这个舞台上，相声的地位也逐渐被小品撼动。一时间小品火遍全国，大有一统江湖之势，笑文化的重心开始转移了。

冯巩等人游走于相声与小品之间，凭借着四不像的相声来维持着相声的虚名。这个潮流当然也席卷沈阳，像巩汉林、范伟这样一些优秀相声演员都“倒戈”成为小品演员，沈阳庞大的相声创作和表演团队迅速瓦解，相声开始走向弱势……

如今，京津相声在郭德纲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支撑和炒作之下有了复苏的迹象，上海、济南、武汉、南京……全国相声也纷纷解冻，但沈阳相声却依然萎靡不振。“新中国成立30年大庆，沈阳相声红透了半边天；现在60年，人家的相声在复苏，沈阳却……”相声表演艺术家杨振华提到如今的沈阳相声，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真是应了那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尴尬局面呢？

追究当年相声的衰落，沈阳的老相声演员却并不怨恨小品，他们认为那只是诸多外力中的一个，而来自于相声艺术自身的内因，却是最致命的：相声的特色就在幽默的语言外壳下包涵着辛辣的讽刺，因此它又被称作一门讽刺的艺术。

但一些相声演员的口无遮拦也让相声的讽刺功能走了极端，走向了禁区。“有的相声说‘×××广场要改菜市场了’，还有的相声说倒爷现象‘后台是×××’，这等于逼着管理部门收紧口径。其实讽刺也是要讲艺术的！ ”王平说，“相声之所以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讽刺、针砭时弊的功能。而一旦这个功能没了，观众就不买账，这是致命的，任何艺术门类，都不能和观众较劲。 ”

著名相声演员常佩业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他认为，相声靠的是以讽刺来达到“笑果”，但是由于讽刺功能受限，“让相声变得不伦不类”，很难在观众心中赢得市场。

讽刺功能弱化的外在表现，就是“没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品成为一个极大的反作用力，制约了相声的复兴，这几乎是所有相声演员的共同观点。

此外，王平和常佩业还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相声的尴尬局面也有相声队伍自身的原因。“现在一些青年演员不肯下功夫，缺少钻研精神。 ”常佩业说，“但这也不能全怪青年演员，现在已经没有剧场让他们登台演出了，演不出去也就没人愿意继续干了。 ”

王平认为相声兴旺之后带来的浮躁和功利压倒了相声的艺术气质：“真正沉下心来认真钻研的人并不太多，或知难而退，或贫嘴薄舌，甚至靠相互贬损，拿缺陷取笑……相声应该贴近生活，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 ”

在王平看来，相声传承方式的改变，也是相声没落的原因之一。当年口传心授，一对一的教学不再有了。现在的孩子即使学相声，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与生计挂钩，更多的是出于明星梦，所以也就不再有紧迫感。

自认为对相声看得很透的王平也有一个不解的问题，那就是相声和电视的关系。王平认为相声必须存活在舞台上，而不是屏幕上。相声之所以被搬上电视，只是“被电视利用而已”。但他也承认“相声的最好传播方式还是电视”。

电视对于相声，到底是功臣还是杀手，谁也说不清。

培养出沈阳相声“黄金一代”的沈阳曲艺团，也在这轮退潮中萎缩了。1992年，沈阳曲艺团与沈阳歌舞团合并成为沈阳艺术团，虽然对外仍继续保留沈阳曲艺团的名称，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曲艺队。

1997年沈阳曲艺团开办相声培训班招收学员十余人，1998年正式录用的只有穆凯、邵申申两人。而自1998年开始，十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新的相声演员加入……“沈阳这块土地不养相声呀！ ”沈阳曲艺团副团长李春海发出了这样的无奈感叹。

本版稿件由记者姚广安 见习记者王铁采访

记者 姚广安主笔

（摘自 《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