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符号马连良

马龙著《我的祖父马连良》（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版）有几个好处。其一是，这是出自年轻一代京剧世家子弟之手的最像样的一本书。我们习惯于说老艺人没有文化，所以哪怕是他们的后人，也常常接受这个说法，同时自己也安于所谓的没有文化。这本是源自近代以来对“文化”概念的误读，是过于强调文化与学历关系的结果。

事实上，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言菊朋等京剧艺术家，他们所表现出的理解力与创造力都在向我们证明，他们的艺术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他们与鲁迅、胡适一样，也是中国的“文化人”。马龙不为戏剧所局限，不为亲情所左右，不以所谓理论为装饰，从文化角度去理解“文化人”的祖父，从这一意义上讲，我认此书为一册“梨园奇书”。

其二，马龙之家曾经辉煌，也饱受苦难，两岁的马龙就曾险遭红卫兵的毒打。可是，马龙坚守马家文化传统，终怀做人厚道之心，他在记录世道艰难的同时，不以揭露隐私来鞭打丑恶，不以偏激怨恨来报复压迫。他不仅深怀感动地讲述彭真同志在马连良生前死后对其家的关爱，也肯为祖父的跟包顾桂春留影。马龙说，顾在见到那些给他祖父写大字报的人后，指着鼻子破口大骂，骂完之后，准是被红卫兵一通暴打。回家之后，就借酒浇愁。带着酒意再去“骂战”，再被打得头破血流地回家。整个儿人就像“中了邪”的精神病患者一样，疯疯癫癫的。顾桂春其人，既非艺术家又非文化人，然其曾以生命护卫京剧护卫文化，何其壮哉！而顾之不叛马氏，亦不外乎出于厚道而已。

其三，马龙尽量回避对马连良先生的艺术作出更多评价，乃至令人有“不够”之感。作为亲属，这种态度是恰当的，且是于时风中所罕有的。

我以为“不够”之处，也不妨由我提出来，就是，我们对马连良先生艺术成就的认知还多有不足。马连良堪称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老舍，用去年高考的作文题说，马连良也是“北京的符号”。老舍研究，已是北京地方文化研究的显学；而马连良研究，在文化领域里，却是冷到不能再冷了，这实际是北京文化研究的缺憾。如果马龙之书，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于此，亦不枉其一番苦心。

（摘自 《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