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记》的台前幕后

我市知名作家沈国凡的纪实文学新著《〈红灯记〉的台前幕后》，经过中央有关部门长达三年时间的审阅之后，最近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公开发行。这是沈国凡继《共和国大审判》等系列纪实图书后的又一力作，本书记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部现代京剧从诞生到成为“样板戏之首”的全过程，以及围绕它的改编、演出在台前幕后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而又耐人寻味的事件。

最早的蓝本是由出生于常州的作家创作

《红灯记》这部现代京剧，现今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还记忆犹新。但这部曾经轰动全国的样板戏，到底是谁写出了最早的蓝本呢？这一点至今鲜为人知。为了解开这个谜，沈国凡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艰难查找，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发现，最早的蓝本源自沈默君创作的电影《自有后来人》。这位出生于常州的作家，创作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许多优秀的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在“文革”前拍成电影，曾经轰动全国。

老沈在对一大堆资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还发现，全国最早将这部电影改编成现代京剧的并不是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而是哈尔滨京剧团，这个京剧团将改编的现代京剧取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演出后在当地影响很大。后来，上海爱华沪剧团改编的《红灯记》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从张春桥那里要了沪剧的剧本回到北京，遂决定要将此沪剧改编成现代京剧。

全方位展现历史

为《红灯记》立传，还其庐山真面目，沈国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常州籍戏剧家阿甲的长子符挺军先生，得到了符挺军的大力支持，符先生提供了大量珍贵资料。尽管老沈与符挺军早已熟悉，但在资料问题上仍恪守“君子之交”，符先生坚持每次要写好借条再取资料，还了资料再取走借条，这种诚信的方式增加了双方的信任与合作。接着，沈国凡又与符挺军先生交谈，了解到更多关于阿甲的情况，并采取滚雪球的办法，采访了一系列有关人员，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老沈信心大增，于是决定全方位地来展现这部现代京剧产生的时代与人物，以及那些人物围绕这部现代京剧所产生的各种冲突与事件。

阿甲在这部现代京剧的改编中起了决定和关键性的作用。但沈国凡要写的不是阿甲的个人传记，而是围绕这部京剧所展现的时代与更多的相关人物，这无形中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为获得更多的资料，沈国凡又查阅当时的许多报刊，以及对于这部现代京剧的大量评论，其中包括翁偶虹等人的身世，“三代人”在现实中的不同选择，江青在“文革”中有关“京剧革命”的大量讲话，“文革”中的有关传单等等，这些资料堆起来有两尺多厚，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沈国凡都埋头在这些发黄的纸张里。正是大量的采访与资料的搜集，才使得这部作品能够更真实地全方位地展现历史，客观公正地反映那个时代，详尽地记述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与电影《自有后来人》、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以及沪剧《红灯记》之间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以阿甲为首的《红灯记》主创人员对于剧作的贡献，以及由于江青插手《红灯记》所发生的波澜与曲折。

客观评价江青的“功劳”

谈起样板戏人们自然会想到江青，如何正确地反映江青在这部样板戏中的地位与作用，成了该书写作时无法跨越的艰难障碍。此前许多反映样板戏的作品，对于此事大都是绕着走，或轻描谈写地说几句。沈国凡告诉我：“要是这样写那就不是我的创作风格了，这部作品就会失去价值，我必须跨过前人，迎难而上。”在经过大量资料的证实后，沈国凡在书中对江青的作用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江青对阿甲等人创作的《红灯记》进行了不择手段的抢夺，但“有一点恐怕还应算是江青的‘功劳’。她为了个人的目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对这部现代京剧进行了不择手段的炒作，全国各种新闻媒体开动机器，不惜版面，不惜时间，不惜金钱，并以‘政治任务’的方式进行宣传，也为这部现代京剧扩大影响，植根民间，攀附高层，登顶神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红灯记》效应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此之前的中国艺术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将来也很难再有。”这个评价，在审稿中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认可。（李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