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活动不必评奖

日前，《北京日报》公布了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剧节目展演名单，笔者看后颇有感触。

名单中除了表演艺术品种齐全外，在年限上各个年代的剧目都包括。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昆剧《西厢记》（上下部）；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创作的话剧《茶馆》、《关汉卿》，评剧《刘巧儿》；有整理改编的昆剧《十五贯》、河北梆子《王宝钏》（上下部）、京剧《龙凤呈祥》；有60年代家喻户晓的京剧《红灯记》、《杜鹃山》；有改革开放以来创作的曲剧《烟壶》、《龙须沟》，话剧《鸟人》；有近几年创作的京剧《赤壁》、《下鲁城》；儿童剧《红领巾》、《红孩子》，话剧《窝头回忆》、《北平1949》，评剧《马本仓当官记》；有木偶戏《猴王·闯东海》；有歌剧、舞剧、芭蕾、大型歌舞、交响乐；有杂技马戏魔术晚会。从这个名单，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北京市60年的表演艺术概貌，而不是仅仅看到今年——第60年的新创作剧目情况。

这些年我们在举办周年性庆典演出活动时，往往只注重当下的这一年，而忽视了庆典所包含的若干年，把一个庆典性、纪念性、展示性、回顾性、总结性的演出活动，搞成了当下年份新创作剧节目的评比活动。我在担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的6年间，除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的演出和“天下第一团”展演，庆典活动基本上选的是经典剧目和传统剧目。这和艺术局的机构职能是以抓源头创作为主有关。但是庆典活动不是艺术局独家的业务，不能只从“新创”的角度考虑。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已经开始，但是从以往的惯例看，各省市区报的剧目很可能绝大多数是新创作的，像《十五贯》、《刘巧儿》、《茶馆》这样的剧目，恐怕很少。而类似的在50年代“戏改”出来的代表性剧目和当时影响颇大的创作剧目，各省市区都会有，如果缺少了它们，能称得上是60年的展演吗？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惯例”呢？这和这些年在组织和参与演出活动时，过分注重评奖而忽视演出、普及有关。不少地方，不只是剧团和文化厅局，甚至上面的领导部门，把本地剧团能不能拿回奖来，看成自己有无政绩的标志。在这种思路的敦促下，不停地给剧团下任务，赶排新戏去争奖，并且要立“军令状”，拿不回奖来就“跳河”“跳海”。结果赶制出来的东西，往往热闹几天得个安慰性的奖项，“复命”之后也就不再去演出，很难在实践中锤炼成保留剧目。在这方面，我这几年也在反思。我是文华奖的创办者之一。设立这个奖的初衷，是为了推动新剧目的创作，鼓励、奖掖艺术人才。所谓新剧目，就是“三并举”的剧目，即现代戏、新编历史戏、改编的传统戏。但在实际评奖中，却逐渐变成了只重视现代戏和历史戏，改编的传统戏能够进入评奖范围的越来越少，即使挤进来的幸运者，也不大愿意承认是改编的。但与此同时，这些年获得文华奖的总数中，改编的传统戏数量最少，而其中获文华大奖的比例却最大，这也是没有预料到的事实。

再如中国艺术节的参演剧节目。艺术节本来注重多样性、广泛性、群众性、参与性、展示性、交流性，而且不是单一的戏剧演出活动，还包括造型艺术展览、群众文化活动，还有港澳台、外国艺术团体参加。艺术节本来不评奖，只是颁发纪念性的证书、奖品。每届艺术节还特别请一些获得文华大奖的剧目参加，让承办艺术节的地方能看到艺术精品。但是后来艺术节和文华奖被捆绑到了一起。要想得文华大奖，就必须参加艺术节，而参加了艺术节就毫无疑问地取得了文华新剧目奖的资格。虽然艺术节期间造型艺术展览、群众文化活动依然存在，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评奖方面。一些已经获得文华大奖的剧目不再参加，承办艺术节的地方看到的只是一些争奖剧目，港澳台、外国的剧目也看不到了。整个艺术节只突出了争夺与拼搏，“节”的气氛稀薄了。

有感于此，我建议全国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优秀剧节目展演，不要评奖。桥归桥，路归路，庆典活动归根到底要按艺术规律办事。

（摘自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