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情结，是个当下文化现象，也是个值得思考辨析的文化课题，当然不能轻易给谁谁某某乱戴帽子了，也决不能简单的做黑白分明的政治道德判断。去年有本在读书人中很具影响力的小说（章诒和先生就对此小说大加褒扬），里面有段章节，通过里面的人物之口，谈到了“文化怀旧情结”的看法，是所谓“民间思想者”的角度，其中的卫老师，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历尽沧桑深入反思的一位智者，现转贴如下，提供给明眼网友参考。
卫老师也怅然一笑说，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斯大林不见了，贝利亚不见了，勃列日涅夫不见了，甚至如日中天的那个马雅可夫斯基也不见了，但是，安娜?卡列妮娜的美丽还在，有些柔弱得不堪一击的东西，比那些不可一世的权势要强大得多。我四十年前去见过的建筑，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滚，唱爵士，唱新一代流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道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道，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道，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爱情，战斗，优美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吸……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阴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子，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巨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色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性来控制它的。我想，这种时候，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这种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种无处不在水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体，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管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吟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深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身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口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色就黯淡下来，说，达摩提出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子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流歌星的商业演出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出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强化某种旧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这正是一些人非常愿意看到的。
何其业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是啊，我们这一代人就更惨，在国外聚会，怀旧，思乡，说起许多往日的荒唐与不堪，可是一唱歌，就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千山万水向你欢呼，千歌万曲向你歌唱……唱的时候满心激越，满心怅惘，唱完一想，又觉得特滑稽。我们整个青少年时代，就只唱这些东西呀。
卫老师说，你们在唱的时候，已经将音乐的能指和所指分裂了，借别人的杯酒，浇自己块垒而已。这既有正方的例子，也有反方的例子。记得十几年前，在一次军队的大型活动中，电视里传来一群年轻的士兵在用那种质朴的大粗嗓子在唱《团结就是力量》，我听着听着，就对着电视叫起来，你们在唱啥呀？歌里唱道：“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哪跟哪呀？多年来，这些歌被人唱着唱着，就像唱外语歌一样了，只剩下发音吐字，意义却消失了。我想起在四十年代后期，我们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集会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坐牢也唱这首歌，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因为这首歌唱出了我们的呼喊，如今被这样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唱出来，真是让人哑然失笑。
我是认同这里的观点的。即使是在十年浩劫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就大多数平民百姓而言，生活还在，青春还在，发自“人之初性本善”对美好的期望和捕捉更是无处不在。就个体的、具象的感受而言，草根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心灵温润的地方，把对人性本身美好的向往，投射到现实存在中加以理想化，这和大的政治环境、走向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比如，《红灯记》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意蕴，就可以引起许多困顿中家庭的人的心理共鸣，但他们却没有那多的数不清的“红色表叔”，再比如“智斗”里的阿庆嫂“眼观六路耳听听八方”、“说出话来点水不漏”，剥离了红色联络员的政治身份，依然能够以女性之美赢得许多人的心理亲和，因为那时候也没别的“超女”可以秀色可餐，还比如柯湘更是这样，杨春霞的舞台形象一时社会满视野，发型都成了许多女孩子的时髦，这里面也有弗洛伊德学说“移情”的心理机制在。问题是，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大环境，是文化沙漠造成的精神极度饥渴下的产物，转回头来说，现在，再把这种情结植入到当下的青少年中，可行么？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了呢，我是在多次实践中产生这种怀疑的。前好几年了吧，看过一篇文章，谈的是文化审美的话题，作者是个留美学者（或学子），他说，在美国待的久了，常常回味起在国内的日子与感受。想，吃过的什么吃食最好吃呢？是一条大鲤鱼的“一鱼三吃”，30年前吃过的，再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鱼了。那是在70年代初，林彪刚刚倒台后的时期，时值冬天，很冷，一大早去了东单菜市场排队，足足在寒风里排了两个多小时，终于买得一条冻鲤鱼。回到家后，很是弥足珍贵的感觉，不想轻易下肚，于是很“仪式化”的一分三段，中段溜了鱼片儿，鱼尾做了红烧，而鱼头精心做成了汤，吃的那叫香啊！刻在了美食享受的记忆库中，而且年代越久越是深刻难忘，更是难以取代，也难以复制。（大意有这么一段），引而申之，我们那代人许多记忆深处的“情结”浓的化不开，和这例子相类似吧。
本贴由大花脸于2008年3月03日10:45:47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