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如锋刀刺黑暗
——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栏记》读后
元杂剧《包待制智勘灰栏记》(简称灰栏记)是元代前期剧作家李行甫留传于世的唯一一部剧作,也是元代杂剧作品中少有的剧作,更是一部集思想性、艺术性及观赏性为一体的比较完美的剧作。作家以深沉尖锐的笔调,高举现实主义大旗,借用宋代包公审案的历史故事,对元代黑暗的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对人性美的情怀进行了热烈的歌颂和赞扬。该剧如一把硕大锋利的尖刀,向黑暗的元代社会劈去,让我们看到在元代黑暗的尽头,总算能有一点明亮的曙光。这是一部可以与《窦娥冤》并肩的现实主义力作,只可惜数百年来由于后人对她的重视和评介不够,才使她很少被人知道,并不用说熟悉。
该剧作者李行甫,字行道,名潜夫,山西新降县人,生卒年限不详,约在元世祖至元前后在世。历史资料上对他的记载很少,元学者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他列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中”。元学者贾仲明在为《录鬼簿》补作的《凌波仙》吊词中对他这样介绍:“绛州高隐李公潜,养素读书门镇掩。青山绿水白云占,净红尘,无半点纤,小书楼,插架牙签。研珠露,《周易》点,甜淡齑盐。”因此可知,他一生大致在淡泊中度过,过着隐居的生活。隐居的生活使他能更容易观察社会,体察民情,更容易把他沉静深邃的思想贯穿在杂剧创作中,因此,他的这部作品在思想内涵上也就更显特别,更值的我们深入研究。我们认为,这部杂剧思想内涵的突出表现是:
一、对元代官员的无能腐败、残暴贪婪进行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
地方行政机关肩负着本区域行政管理的职责,负责处理本区域的重大事件,位置十分重要。国家在该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录用时,应该给予充分考虑,也就是说他至少必须有行使该职权的素质和能力。而元代社会的用人又是怎样的呢?且看郑州太守苏顺一登场时的道白:“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不懂律令,说明他没有知识和才能,但要白银,说明他贪赃,不说枉法,是因为他本身就不懂法。紧接着在张海棠向他申诉案情时,他竟听不进去,叫给他撰写供稿的赵令史出来替他审案。苏太守也实在是无能之极!其做法也实在荒谬 之极!由于他没有审案的能力,所以整个审案都是由赵令史进行,他作为太守,什么都不管,什么话也不说,只在审完案后,他对赵令史说:“今后断事我不嗔,也不管他原告事虚真。答杖徒流凭你问,只要得的钱财做两分分。”意思是说今后有案他不管,要由赵令史去管,只要赵令史分给他一半钱就行了。活脱脱一副贪关形象。我们不禁要问元朝上层统治者,这样的庸劣无能贪婪之人,你们为什么要给予他太守的官位?这样的官员能把郑州治理好吗?如果说其它地方的官员也是这样,那元朝不乱才怪呢,不灭亡才怪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不自量力、心肠狠毒的赵令史。他为达到霸占马员外大浑家的目的,把毒药送去,最后由大浑家将马员外毒死。在毒死马员外后,他得知张海堂要公休,便提前在郑州府暗地里打点相关人员。他本是给苏太守写材料的小官,竟然敢代替苏太守审案,而不怕上级查处。在审案过程中,他百般拷打张海棠,屈打成招,显示其虽官小位卑,但内心深处十分残暴。他怕到开封府此案露出破绽,便暗地给两位押解董超、薛霸银两,让他们在方便的时候,处理掉张海堂。在包待制问他案情时,他推托责任,说是苏太守审的,百般抵赖。这样的典史,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典史,而是残害人民的刽子手。
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两个押解。他们押送张海棠到开封,路上遇大风雪,张海棠身体由于受棒伤,走路困难,他们总嫌其慢,不断进行殴打,全无一点怜悯和同情之心。他们肚中肌饿了,便问周身是伤、披枷带锁的张海棠要盘缠,张海棠没有,不能给,他们便漫骂殴打,张海棠解释冤屈,他们说屈杀也不是他们连累的,他们不会可怜张海棠。张海棠之兄张林的出现缓解了一下张海棠的困境,他得知情况后,便邀董超、薛霸二差役喝酒。赵令史和大浑家到来,使张林与董超、薛霸起了争执,酒也就喝不成了,而在酒保问薛霸要酒钱时,薛霸竟说:“有甚么酒钱还你!”踢倒酒保而下,酒保自认倒楣,只好关闭酒店,而薛霸的行为则是元代差役的象征,对贫苦百姓勒索钱财,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老百姓对他们无可奈何。
二、对下层基层群众的思想素质,道德品质进行深入描写,无情批评
很多的文学作品均是抨击腐败官僚,同情甚至歌颂人民群众,我们毫不掩饰地说,对这种作品是极为称道的。我们还从好多作品中看出,作家们总是在指责官员的好多弊端,而认为下层群众都是善良的、纯洁的、正直的,值的同情和扶持的。这样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好象老百姓除去文化素质不如做官的外,其它方面比如人格、道德水准、精神素养等均比官强。他们之所以为民,受官的统治和欺骗是社会制度的结果,怨不了他们。
那么,元代老百姓的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准究竟是怎样的呢?作家李行甫站在现实主义的高度,以他沉静的洞若观火的睿智的思维,通过元杂剧《灰栏记》具体情节的描写,为我们给出了答案。
本剧中最有钱的下层人是马员外,我们首先来看他的思想和行为。他已是有妻室的人,但平昔却如他所说“酷爱风流,耽情花柳”,与上厅行首(妓院中高级妓女)张海棠作伴多年,偏他还要娶张海棠。当然在那个时代马员外的行为也不为过错,张海棠跟他后,生活的倒也不错,并为他生下儿子。按理说他们的感情是相当不错的。但他在得知张海棠把衣服头面没有了,并听从大浑家挑衅说是张海棠给了奸夫后,便听不进张海棠解释,对其大打出手,而一点也不念其昔日情分。最后马员外被毒死了,也不知道是谁害的他,怎么死的。按理说张海棠作为上厅行首能爱他跟他,说明他还是有点素质的,谁料竟也是如此低下!真是活的又幼稚又吝啬,死的又窝囊又好笑,不值的人一点同情。
我们再看看大浑家的素质。张海棠不给其兄张林盘缠费用就是怕她从中作梗,挑拨马员外和张海棠的关系。而她呢?一方面要张海棠去给张林,在她把东西转给张林后,张林自以为是拿她的给的,还要感谢她;另一方面,她又告诉马员外说是张海棠把东西给了奸夫,挑拨张海棠与马员外的关系。挑拨也吧,假如你爱马员外,我们也可理解,因为毕竟是大小婆姨之间,对这一个男人产生吃醋行为也在所难免。偏她还不是,她还另有所爱,并还要下毒药杀死马员外。这种怪诞的做法也许是元代不少下层老百姓的特征。
大浑家不仅有蛇蝎心肠,而且还象虎狼一样贪得无厌。毒死马员外,跟赵令史这还不是她的最终目的,她的最终目的是要霸占马家全部家财,要张海棠的亲生儿子五岁寿郎跟她。在张海棠拒绝孩子跟她后,她便勾结赵令史,占着郑州衙门有人,她有钱,来个公休,一举欲除掉张海棠,从而达到占据马家全部资产和寿郎的目的。为怕街坊邻居作证,孩子不是她亲生,她就花钱买通街坊邻居。如此不择手段,绝非一般善良百姓所能为。大浑家好的素质和能力没有,坏的本领倒很多,简直让我们想象不出。
再看看那些街坊邻居们。刘四婶曾经是张海棠生孩子的接产婆,当赵令史审问她这个证人时,她竟然说她每天要接生七个八个,这等年深岁久的事,那里记得?又说,生产那天,产房里黑洞洞的,她手去摸时,好象是大浑家生的。张海棠被拷打,眼睁睁盼望她能做个公正的说明,她却眼睁睁当庭胡说。那个给孩子剃胎头的张大嫂,竟然和刘四婶一样,编造故事硬说是大浑家生的和养的。至于说那俩个前来作证的男街妨邻居,说的看上去倒也圆滑,但中心意思还是说大浑家养的。这些证人,在花上大浑家的银子后,便昧着良心,当庭作硬证胡说,伙同大浑家及赵令史一起陷害张海棠。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什么善良和正义。
最后说一下酒保店小二。开店是为赚钱。当薛霸等喝酒不付钱将走时,他上去要钱,不仅未要成,被骂,还被一脚踢倒,他不仅没有任何反抗的行为,就连反抗的心里意识也没有,只能是只认倒楣,关闭酒店。试看他已可怜到什么程度。
所列上面这些人物就是作家李行甫在《灰栏记》中所描写的元朝统治下的“基层人民群众”的缩影。这些人民群众的素质、能力、心灵道德水平等究竟是怎样,我们再不用去做分析。
三、对元代的官僚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元朝上层的官僚体制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很难知道。本剧中给我们提出三个疑点:一、苏顺是怎么当上郑州太守的,值的我们生疑。他不懂律令,没有知识,显然不是科考来的,那么他就只有靠世袭或用钱买了。如果是这样,则说明元朝上层官僚体制在用人上就十分存在问题。元朝散曲家、杂剧家张鸣善在散曲[双调]水仙子·讥时一曲中,就写到“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种”,并说“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对其官员的低下昏庸及吏治的腐败进行过刻骨的抨击和咒骂,看来苏顺能做郑州太守,在元代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了。二、在具体的司法程序运作上,也值的我们生疑。苏顺不懂法律,听不进案情,不会审案,应该由谁接替的问题?正常说应该是由协助太守的副职来行使,作为供写材料的典吏赵令史不能代替行使职权,更不能随便呼五喝六,在衙门里棍打人犯,而在本剧中恰能。司法审判人命关天,衙门是一个严肃正轨的地方,不是戏耍开玩笑的地方,本剧中赵令史代替苏顺审案,的确有开玩笑之嫌。我们不竟要问元代统治者,元代的其它州府是否也可以这样由典吏替着审案?三、解子在路上可以随便处死人犯吗?也值的我们疑问。本剧中张海棠在郑州被审判后,还要到开封去复审,才能最终定案。而在走时,赵令史已给了两个差役董超、薛霸各五两银子,要他们不必远走,找个僻静处下手,杀掉张海棠。总共花上十两银子就可要张海棠的命。张海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不过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经府衙复审,州里就可以这样随便去暗地里处决人犯吗?元朝的司法体制中这样做行不行,若行,还要二审做什么?若不行,赵令史这样胡作为,司法体制应该怎样追究其责任?本剧中没有交待,也不能回答,只能由赵令史这样草菅人命算了。
四、从人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刻挖掘和无情批判
人性究竟是善恶?清浊?还是好坏?在不遇到外面压力和考验的时候恐怕很难显现出来。本剧中作家安排特定的事件,特定的情节,通过剧情的发展把剧中人物的人性逐步展现出来。如通过让张海棠送给其兄张林衣服头面,反过来再告给马员外是送给了奸夫,大浑家两面三刀,挑拨是非的恶性暴露了出来;与此同时,马员外在偏听大浑家后殴打张海棠,张海棠有气没说的,还得给马员外熬汤喝,这种忍辱受屈的善良性格也体现了出来。在毒死马员外后,大浑家不仅要强占马家全部资产,还要抢占儿子寿郎,这是大浑家贪婪人性之体现,而张海棠坚不同意,宁愿官休的决心,也表明其人性光明刚强的一面。而在包待制画灰栏,让张海棠与大浑家拉寿郎时,张海棠,其做母的善良情怀和品性又得到展现,而大浑家的狠毒也同时暴露出来。
李行甫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不是一味对官吏谴责和咒骂,一味对百姓同情和赞颂,他从元朝复杂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元朝黑暗统治下的人性做过认真分析和深刻体会,在他的这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所有人民群众都是好的”这样的结果。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深刻犀利之处。他展示给我们的是在吃到大浑家一些好处后,那接生的刘四姐、剃头的张大嫂及其街坊等众人,便当庭替大浑家做硬证,其见利忘义、害人利已的人性暴露无遗。
《灰栏记》整个剧情的发展从人性角度看,就是所有像苏太守、赵令史、大浑家、董超、薛霸、刘四姐、张大嫂、街坊人等恶的人性合围,逐步毁灭着张海棠这善的孤独的人性。作家李行甫在揭露和批判这些恶的人性的同时,更赞扬和讴歌了张海棠善的人性,最后设计了包待制画灰栏一折戏,让这些恶性人都得到恶报,而给张海棠平反昭雪,让她得到善报,以此给读者和观众一个安慰。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