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广东会馆兴建，它不仅成为中国北方较为重要的高档次文化演出场所，更是重要的革命集会场所。
1912年8月24日，同盟会北方支部曾请孙中山先生在此演讲。“五四”时期，这里经常举行群众集会或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杨小楼等人都曾在这戏楼上演出。1925年，共产党人安幸生在广东会馆组建天津总工会。天津沦陷时，广东会馆又一度成为日本侵略军开办的警官教习所。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广东会馆的院落房舍被利用起来，并入一所中学。
黄殿祺，天津戏剧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亲身经历广东会馆修复并创建国内第一个戏剧博物馆的全过程。
生于天津老城厢的黄老与广东会馆的缘分结于50多年前。上世纪五十年代，黄殿祺曾经在天津九中上学，广东会馆就在操场旁边，既是老师们的备课室，也是学生们的室内活动室，还有一部分空间堆放着课桌椅，作为临时的仓库。
上世纪六十年代，广东会馆已经被评为市级文保单位。虽然那个年代，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没有那么强，但九中的师生仍然自发地对广东会馆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黄殿祺清晰地记得，“文革”期间，九中的老师曾亲手制作了“木笼”，罩住了会馆门前的石狮子，并在“木笼”上写好革命标语口号。“红卫兵”看见这些口号，就不砸木笼，从而变相保护了石狮。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黄殿祺参加了国家级科研项目《中国戏曲志》天津部分的编写工作，他开始寻找天津各地的老剧场。此时，广东会馆和他又见面了……
黄殿祺告诉记者，保护广东会馆这个建议最早是一位美术教师提出来的。“这位老师是我的初中同学王树仁，当时他正在九中做美术老师。他对我说，广东会馆的戏楼真漂亮啊，这老戏楼应该保护起来，应该修一修。”黄殿祺当时正在为编写中国《戏曲志》搜集资料，他立刻赶到广东会馆。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戏楼好，但是究竟怎么好，好在哪儿?世界戏剧史上，西方的舞台设计大师一直苦于对室内剧场‘镜框式’舞台的突破，他们的舞台是一面的，观众只能直面欣赏演出，缺乏有效的互动。而这个问题在中国，却被很好地解决了。中国的露天舞台大多搭建得非常高，使更多的观众‘围观’演出，当表演从露天转入室内时，中国的舞台设计者便将‘高台教义’的思想演化，而设计出三面通透的演出舞台，使观众可以多角度观看演出，增强了表演者与观众的互动，对于表演者自身表演技艺的要求也更加苛刻。”黄殿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天津寻访戏剧表演场所的时候，所到的老剧场都没有这样的舞台。所以，当他又一次看到久违的老戏楼后，他简直呆住，也立刻意识到这座戏楼对中国戏剧历史的重要价值。
“我立刻产生了和王树仁一样的想法，要保护老戏楼，要保护广东会馆。”黄殿祺当时只是文化局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想要保护一座古建筑，仅凭一个冲动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我在心里面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并没有告诉王树仁。我一边想着该怎么办，一边继续深入调研。王老师帮我拍了很多照片，包括那些精致的砖雕、木雕、柱础，我们都详细地记录下来。”这个过程历经两年。
国家拨款50万元
1984年，经过两年调研，黄殿祺写了一篇调研报告《抢修广东会馆，创建天津戏剧博物馆》。
报告交到市文化局，有人说黄殿祺是在纸上谈兵、痴人说梦。“这些指责也并非毫无依据。抢修广东会馆，面临三大问题:钱从哪里来?学校怎么办?戏剧博物馆怎么弄?”三个问题当中，首当其冲是钱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全市各个行业都需要钱。“市文化局的领导把这个报告汇报给了当时的市长李瑞环同志。”不久，市文化局接到了李瑞环的批示，“我对此事颇感兴趣，请昌五派人先看一下，然后写一个整修报告，我在方便时也会去看”。
看到这个批示后，黄殿祺心里很高兴，但整修资金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市文化局的领导决定带上黄殿祺到国家文物局去“化缘”。“当时我们找到了博物馆处，看了我们的报告，博物馆处的负责人当即表示了支持。我记得当时那位负责人说，中国还没有戏剧博物馆，把一个清代的文物抢修后作为一个戏剧博物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想法，在国内开了先河。然后，这位负责人问我们，整修需要多少钱。”这个提问令黄殿祺等人颇为吃惊，谁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顺利。“我们没想到事情这么顺利，事先也没有进行预算，于是就在当场，领导就跟我和另外一位懂得土建工程的同志商量。我们粗略地算了算，就说，要100万吧。那位负责人听了之后，想了想，说100万解决不了，只能解决一半。”
黄殿祺一行人高兴得不行，回天津之后立即向有关领导进行了汇报。“李瑞环同志听完汇报也很高兴，当场表示，这50万元整修费用如果不够，市政府来补。”
（摘自 《城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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