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也，师徒胜父子

王少楼先生

戏曲界有句老话，叫“师徒如父子”，但从我亲身体会来说，王少楼先生对待我们学生，是“师徒胜父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是我们的开蒙老师，也就是从你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下，老师开始从一笔一划、从最基本的知识教起。因此，这样的老师是决定你命运、决定你一生的老师，而且是付出最多的老师，是用他的心血为你打下艺术的基础，这样你才有可能在将来的艺术的道路上继续深造和腾飞；当然，很多学生也都是在蒙师打下良好基础之后再拜各位名师的。开蒙老师也就是奶师，如同哺乳你第一口奶水的母亲。虽然你的父母给了你生命，给了你身体，但不能给你谋生立业的知识和能力，而唯有奶师才能够给你这样的事业基础，而且他不为名、不为利，所以说“师徒胜过父子”，就是这个道理。

王少楼先生《失·空·斩》剧照（15岁）

青年王少楼练习“耍锏”

青年王少楼在自己的演出海报前留影

据史载，王少楼先生少年得志，与李万春于斌庆社搭伙在吉祥戏院和广德楼始尔蜚声艺坛；青年时期更是走红，长期与尚小云、程砚秋、雪艳琴合作，与程砚秋并挂头牌就达十年之久。当时舆论认为他“唱似叔岩，做似连良”，“将来可传叔岩衣钵也。”仅在高亭、百代、胜利、蓓开、长城、中华等六家唱片社灌制的唱片就达36张。

我从1958年开始跟王少楼老师学习余派老生，两年后，谭孝曾也跟王老师学戏。每逢春节我都到大外廊营一号谭宅约谭孝曾等同学一起到王老师家中拜年。一到谭家必去拜见谭富英和谭元寿先生，而老谭先生每年总会重复一句话，他说：“你们给王先生拜年时别忘了替我捎好去，你们王老师的艺术是在我之上的，他要是嗓子不坏，根本就没有我谭富英。别人怎么想我不管，这就是我的看法。”

王少楼先生与程砚秋先生合演《四郎探母》

我刚进北京戏校的时候，王少楼先生已经患上高血压了，但王少楼先生当时当的是京剧科的主任，学校是中专，京剧科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一个科，是学校教学的基石和中枢，王先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王先生所教的不是一个两个学生，他那个组里当时已有二十多个学生，他首先要做一个筛选工作，他要听每一个人的唱、念，看每一个人的形体，每个人对艺术接受能力，然后再细化每一个人的行当。比如嗓子不好，但身材姣好，身手敏捷的，这可以学武生；大嗓不好，略有小嗓的，可以进一步学小生；再有嗓音比较粗的可以学花脸。

他首先给我们教了《大探二》，这是一出打基础的戏，他在教我们的时候，是用高八度的声音来教，来和我们比拼。儿童的声音是极高的，按我们老的调门说，儿童时候唱正宫调是平平常常，常常还能唱到乙字调，也就是比正宫调还要高一个调门。这是非常高的调门，但王老师却拼命、用自己最大的力气来唱高调门，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作为戏曲声乐的教学，学生最初是模仿声音，老师只能用声音来告知学生该如何发音、如何去唱，因此决不能用低八度的声音去教学生。所以王老师始终坚持如一，用和学生一样的高调门来教学生该如何去唱，使我们能够很快地领会到演唱发声的方法和发声的位置，这样才使我们进步很快。在教动作身段时，如脚步、捋髯、抖袖、整冠、手式等等，他总是先给学生做一次全面的示范，再把每一个动作进行分解、剖析；他特别强调老生行当的风范，哪怕是一戳一站，都要做到遒劲但不粗犷；清秀但不娇媚；典雅但不失其质朴。就是一个坐姿，左右脚怎么摆放，他要求极其细腻准确，左右脚与身体总体形成子午式，落脚要一虚一实，而且要有丁字步的概念，双手自然垂落膝盖上，也要一虚一实，形成子午式，腰要直立切勿挺胸，肩背放松，坐姿自然而优雅。站姿也是如此。他特别注重老生脚步的规范化，他要求身要直立，肩背放松，双臂自然摆动，收腹收臀，从脚下拇指用力勾挑，迈步同时拇指带动，向外转向，这样就比一般的说“亮靴底”要具体细致准确，使学生能透彻地明了脚下如何用力，用力的点集中在哪里。按照王老师的方法，经过长期训练和实践，必然能走出漂亮、飘逸的脚步来，而脚步则是一切舞台形体动作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没有一个善于做表的演员，不会走脚步，反之，连脚步都走不好的演员，是不可能称其为表演艺术家的。凡是受到王少楼先生教诲的学生，无论其自然条件如何，事业发展怎样，都会像打钢印一样留下了少楼先生的印记，都会像盖高楼打地基一样，打下坚实雄厚的艺术基础。凡是他的学生，别的老师都很喜欢，像谭富英先生收下李崇善，马连良先生收下张学津、亲授安云武、李宝春等，都大为称赞少楼先生：“唱、念、做、表基础打得好，教起来省力、出成绩快。”

王少楼先生给学生们上课（左一为安云武）

入学三个月后，我们就在北京珠市口南侧的民主剧场首演了我此生第一次登台的《二进宫》，获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因为这其中凝聚着老师一点一滴的心血。那天演出盛况空前，郝寿臣校长教的徐彦昭，华世香老师教的李艳妃。郝校长和王老师亲自执教的戏除了《大探二》外，还有《黄金台》、全部的《失空斩》，等等。在那个时代，以王少楼先生为代表的那批教师们，他们早晨五六点钟到校，指导学生喊嗓练早功，文化课分文、史课程，专业课是重点，基本功训练每天两小时，剧目课又分文戏、武戏，学生们可以在文化课、专业课、基本功和剧目课之间交叉调配进行，但老师们却是几个班的学生连续上课，如同车轮战一般，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我常常见到有的老师额头上戴着金属降压器上课，王少楼老师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一盆冷水、几条毛巾，轮流地冷敷在额头，以降血压，清醒头脑，来给学生们上课，教学中常常是口干舌燥，满口白沫，他们是以他们生命的极限、体力的极限，用他们全部的心血在培育我们，使学生们成人成才。

王少楼先生的病假条

我再讲一件有趣的故事。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穷学生不知道什么叫给老师送礼，当时的社会也很单纯。我就记得大约是1959年的样子，学校的传达室忽然来了一位学生家长，说是一定要见王少楼先生。当时我们正在上课，王老师利用下课的课间休息去见这位学生家长，我就跟着老师一起过去了。我记得当时就听见老师就说:“您不要来送礼，我也不收礼。我不收礼也会一样很好地教您的孩子的，您尽可放心。”这几句话看似简单，但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王老师一身正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我的这位同学，在王老师的循循善诱的教导下，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就觉得，一个老师为人师表，他的身体力行，他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要胜于他所说的，他的作为就是学生最好的楷模。

王少楼先生的日记

我可以说，我现在所坚持的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和所具有的那一点良知，应当说都是从王少楼先生身上所学到的。比如，在王少楼先生担任京剧科科长的时候，我们学校引进了很多著名的京剧老生艺术家，比如徐东明、李盛藻、胡盛岩、郭世恩、于世文、白元鸣、杨菊芬、赵贯一以及1962年亲任校长的马连良先生及助教迟金声、李慕良等等。这些老师在王少楼先生的协调下，团结一致，以培养学生为目的，从未听说同行之间有过什么不团结问题。各位老师进校之后，都力争要好的学生，因为只有好的学生才能体现老师的教学成果。当时我在学校算比较优秀的学生之一，因此，王先生在各位老师来校之后，就把我跟他上课的时间分割出来，让我跟其他老师学习。比如李盛藻先生来校，他就把我跟他的课时减少，让我跟李盛藻先生学习；徐东明先生来了，王老师就再把我跟他的课时减少，让我跟徐先生学戏；其他先生来了，也是这样。王老师从来都是非常主动地把自己最心爱、最拔尖的学生送到别的老师的课堂上去学戏。这样我每周跟王老师的课也就一两堂，跟别的老师的课反而多于跟王老师的课。王老师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别的老师，为别的老师取得较好的教学成果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多地学习各位老师的艺术精华，这让我受益终生。特别是1962年马连良先生到校以后，他亲自挑选学生。而我当时正在跟王老师学戏，非常痴迷于王老师的艺术。马校长挑选我，可我又舍不得王老师。所以迟迟没有到马连良校长那里报到，这令学校领导非常为难，一方面马校长是那么大的艺术家，一方面王老师又是学校的奠基人，也是德高望重。学校领导也很理解我的这份感情，也没有批评我什么，可是很为难。一方面马校长点名要我这个学生，校长就任后就要开课了，可这边又迟迟做不通我的思想工作，就这样居然把马校长的课耽误了十几天才开课。最后还是王少楼老师亲自跟我说：“学生，你一定要到马校长那里去学戏。为什么呢？第一，马校长是这么大的艺术家，水平大大在我们之上；第二，你如果不去和马校长学戏……”，这时他跟我说了点儿悄悄话：“如果你不去马校长那里学戏，这样将对我有不好的影响。”这时我才豁然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王老师把他最心底的话告诉了我，我明白后就很快去马校长那儿学戏了。

王少楼先生的入党申请书

到了课堂后，马校长一看我们的身段和走脚步，一听我们的念白和唱，马上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学生都是少楼先生开蒙的，非常好，一点儿毛病都没有，非常地规矩。”马校长从1962年到1964年在我们学校教戏，这两年里，他觉得非常地顺手，因为这些学生都是王少楼先生给打的基础，有了坚实的基础，教起来自然顺手。正因此，马先生在这两年的教学中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先后教了《审头刺汤》、《白蟒台》、《赵氏孤儿》、《借东风》、《清官册》、《问樵闹府》、《打棍出箱》等戏。在马校长的教学成果中，也都体现了王少楼先生的心血。

但是，万恶的“文革”开始以后，这一切都变了，特别是有极个别怀有不可告人的阴谋目的的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当然，这位学生是这位老师的儿子），竟然趁着乱世，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号，给王先生胸前挂上了“反动艺术权威”的牌子，出校园后也不允许先生摘掉牌子，甚至还逼迫先生带着牌子上5路公共汽车回家，这令王少楼先生的身心和人格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屈辱。王少楼先生从那个时候起，血压和心脏情况骤然恶化，随着这个所谓的“革命”的深入，再加上王少楼先生心里面的一块心病——就是他的私有房产问题，他在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里多次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他的私有房产是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要求的——没有得到解决，最后，是这场“文化革命”要了王少楼先生这么一个好人的命。

王少楼先生生前珍藏的老唱片

有一天在学校，徐元珊老师告诉我：“你们老师已经病危了，正在阜外医院抢救。”徐老师和王老师是亲戚关系，徐元珊老师是徐兰沅先生的儿子，而王少楼先生是徐兰沅先生的女婿。这样，我就骑车随徐元珊老师赶赴阜外医院，正好看到了老师在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刻。等我进了门，老师才咽气。因为老师家没有儿子，此时，我正好充当了孝子。我按照传统的规矩，包好茶叶包，放在老师的嘴里，又和师娘一起抚摸老师的眼睛，让他闭眼；并给实验京剧团的张学津、李崇善打了电话，他们很快也来到了医院。并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老师争取到了国家所规定的丧葬费的最高规格。丧事之后，我又到虎坊桥梁家园1号老师的家里去看望师娘，师娘忍住悲痛对我说：“云武，咱们家里没儿子，你给老师养老送终，当了孝子，按老规矩办，你要什么？”这个老规矩就是，如果家里没有儿子，别人充当孝子，这个人便可以有权继承先人留下的一切东西，包括房产等等。当时我跟师娘说：“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老师留下的唱片，老师的剧照和老师留下的文字资料，我来替您保管起来。”师娘说：“赶快拿走，要不然明儿个红卫兵一来抄家，就全完了。”就这样，我就把老师精心保管了几十年的梅兰芳大师的唱片、还有老师最喜欢听的刘宝全的唱片、包括他本人的唱片等资料，都用自行车驮回家，精心地保存起来了。 老师的这些资料里有老师的日记、写给组织的思想汇报，还有老师的病假条，这个病假条真是让人痛心啊。我们这位老师居然从患高血压开始，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将这些假条上交过学校，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病休过，他都是带病坚持工作。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老师已经患病，只是见老师上课时打一盆凉水，用毛巾蘸好凉水蒙在头上给我们上课，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都是在这样给我们上课。现在才知道老师原来是忍受着身体的巨大痛苦，以全部的心血来给我们上课。当我见到这些遗物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地痛心，和我的师娘，以及王老师的女儿，我的师姐王学敏，大家在一起痛哭不已。

王少楼与夫人徐咏芬、女儿王学敏

“文革”初期，当我的父亲被打成“中统特务”、“军统特务”，家里有可能被抄家的时候，我就赶快把这批东西转移到我的同学李月增的家里，他家比较平安，当风浪过后，我又再次把这批东西转移回我家。当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连房子都很危险，这些资料当然要很好地保护起来。在我住家的院子里，我们用一个洗澡洗衣服用的大铁盆，把这些资料都扣起来，这些东西下面还要垫上砖，以防下雨沾水，下面有砖，上面再用铁盆扣上，铁盆上面再用一个八仙桌罩起来，这样万无一失。当时我父亲对我说：“得，你这唱片比我还重要。”我们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把这批资料很好地保存下来了。

下放河南后，每年探亲回家时，我总要去看望一下师母，虽然当时很穷，条件非常艰苦，但总还是要买点儿香油、花生来看师母，后来我条件好些了，不买东西了，就放下点儿钱。一直到师母故去、为师母送葬，也是我再次充当了孝子，为师母养老送终后，又和师姐王学敏一起为老师和师母合葬。前些年我的师姐王学敏故去了，当时我不在北京，我特别电话告诉我的爱人赶赴八宝山，包了个白包，代我去送我的师姐。

《二堂舍子》王少楼 饰 刘彦昌

王老师给我树立起了一个崇高的道德风范，另外他给了我非常扎实的艺术功底。今天我到全国各地许多剧团去教戏，遇到那些初学的或基础较差的学生，我就完全按照当年王少楼先生教给我们的那些基本方法去教授这些学生，受到了院团、同行和学生的好评。这并不是我好，而是当初我们赶上了好老师，而且好老师在用心血教我们，这使我受益终生。今天我吃的什么喝的什么，我今天的一切，其实都得益于当初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些最基础也是最珍贵的艺术知识。如今我年逾花甲，还能为京剧事业作些贡献，这也是王先生教育的结果。过去说“师徒如父子”，但以我和王老师这样的关系来说，我个人认为，不仅是“师徒如父子”，而是“师徒胜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