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关于民间二人转日常实践的田野研究

98 阅读 0 评论 0 点赞

徐薇所著《自我• 角色与乡土社会——对民间二人转艺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个案研究》和吕慧敏所著《生生不息的车轱辘菜——东北二人转在乡土社会中的传承》都是关于民间（或称乡土社会中）二人转日常实践的带有强烈民族志风格的田野研究作品。两位作者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有明显差异，但在展示艺人生活方式上却有共同之处。

徐薇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历时六年，与一对表演乡村二人转的夫妻同吃同住，同挤一辆摩托车去“上活”（表演二人转），把二人转艺人台上的表演和台下的生活联系起来，动态地探讨二人转与社会、传统和创造之间的互动过程。封面照片上的小丑和女人便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唱二人转的“夫妻”。夫妻加引号是因为他们没有登记，男方是有妇之夫，没有离婚，但是这对二人转夫妻举行了婚礼，台上扮夫妻，台下一起生活。艺人的人生经历表明了他们“边缘人”的身份，但是艺人的生活方式，在现代乡村里扮演的角色却对当地人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生老病死这样具有仪式意义的文化事件都需要二人转艺人的积极参与。无论婚礼还是葬礼，艺人都被邀请去助兴或者哭丧，甚至当起了“代东”（婚礼操办流程的掌事人），掌管仪式流程；哭丧时，跳进跳出，委婉地批评不孝之子，抚慰老人在天之灵；有人生病请“跳大神”，艺人做二神应答。作者通过对艺人台下生活的描述旨在阐明，二人转植根于东北农民的乡村生活，而艺人对乡村生活的积极参与又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这两者相互作用，影响而共生，彼此发生很多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昭示并推动着地方社会文化的变迁。

《车轱辘菜》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二人转在乡村社会中的传承，作者认为二人转就像车轱辘菜一样，踩不死，压不败，生生不息。本书作者在做了大量文献工作的基础上，梳理了二人转的起源和发生过程；又用共历时八个月的三次田野调查探究二人转传承路线与传承方式，创造性地提出“篇”的概念来解答艺人如何传承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共长达十万行以上的传统剧目。在作者看来，剧目的内容可以用篇来概括，比如“相貌篇”、“景物篇”、“抒情篇”等等，每一个篇都有一套固定唱词，在不同的剧目中通用。当然，二人转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艺术形式，文本与演出的实际唱词差距很大，这也是作者做田野调查的原因。作者通过走访学习班、走江湖的艺人和夫妻了解他们的口述史并观看现场演出资料，了解二人转活态传承。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走访，作者展示了二人转传承的各种方式，包括地缘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学习班传承、无师自通和海乐子（业余爱好者的演出）；积累了二人传演出的不同形态，如上剧场、下乡、求雨仪式和洗浴中心的演出。最后作者提出了二人转的发展前景，虽然这一章在笔者看来有画蛇添足之嫌，但这也许是受制于民俗学论文既定写作程式的缘故。

有意思的是两本书都提到了走江湖和夫妻艺人，并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赵本山收徒弟一事的正当性提供来自田野的佐证。徐薇把江湖比作艺人生存的场域（社会环境），艺人在这个江湖里拜师学艺，拜把子认干亲，形成了自己的行话、行规、禁忌和群体性格；《车轱辘菜》里，江湖是艺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艺人通过拜把子联姻建立江湖家庭，通过行话、行规和禁忌形成江湖品格。总之江湖是艺人彼此认同和辗转上活儿的圈子。徐薇的田野观察对象是一对二人转夫妻，作者吕慧敏第三次田野观察是一对正在走江湖的年轻艺人夫妇。二人转最初是男男搭档，1949年以后才由女性上装，吕指出夫妻艺人可以节省演出路费支出，表演涉“性”内容更自然也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徐薇认为夫妻艺人可以赚双份子钱，而且台下一起生活，台上更有默契，二人转已成为夫妻艺人的生活方式。徐薇在书中直接为赵本山收徒正名，这不是本山“嚣张狂妄”，而是二人转行里的规矩；作者吕慧敏指出没有师承关系的卤生（无师自通）觉得自己瘸腿，就算是卤生出来的也得挂个师父的名号，走江湖才会有人关照。

如果读者把两本书对照来看，徐薇在对前人研究的继承和比较分析方面做的工作不及《车轱辘菜》的作者，此外，再吹毛求疵一点，如何更好地把理论分析和田野中的材料相结合，也应当引起作者更多的重视。虽说民族志最重要的是下田野、抓细节和讲故事，这些作者都做的很好，尤其是在书中讲述了自己田野中遇到的困难，被女主人赶走，却迎难而上、不放弃，反而以用镜头记录艺人表演的方式找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真正参与观察并尝试体验，实属难能可贵；在如何历时性地(diachronically)对二人转研究做好功课这一方面，《车轱辘菜》的作者略胜一筹。

综观《自我•角色与乡土社会》全书，整体语言非常流畅，比如“从两人的表演来看，谁一张嘴，就知道要出啥样板头，说啥样的口，从来不需要事先排练，都能捧得滴水不漏。两人一边唱一边自己打板，节奏掐得很准，钉是钉，铆是铆，针都插不进。小平与小玲的舞蹈步法亦十分一致，舞扇子，转手绢，配合得流畅自如。小平表演的一招一式，行走坐卧，小玲捧得严丝合缝，换个生人就不行。”这样带些土话的鲜活语言，有时却配以整句甚至整段地引用翻译过来的拗口文献实在有损整体的语言美感。比如把艺人走江湖比作布迪厄的场域那一段，本来江湖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而布迪厄的场域是和习性或称惯习（habitus）相对应的概念，是形塑习性的社会结构，硬要拿来做比喻也不是不可，但应当是在作者全面把握场域概念的基础上揉到材料中，而不是直接引用美国人写的由中国人译过来的文献，放到文本中，加上几句分析，而这个分析后面再也找不到例证。

《车轱辘菜》一书作者的文献研究非常踏实，从地方史志到报刊资料再到各地二人转的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合理的覆盖。然而三次共八个月的田野调查，而且每次都在不同的田野点进行，主要是以访谈的方式获取第一手材料，这从专业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还是过于单薄。作者在绪论中解释这种断断续续的田野调查，有助于自己田野调查的反思。而实际效果如何，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复旦人类学李兴华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