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调表演艺术家,是申凤梅大师的妹妹。在电影《智收姜维》中扮演姜母。据说她爱吃糖。比姐姐更早离开人世。据说一生也是很抑郁的,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上,始终不得志。
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二梅。二梅叫申秀梅,与申凤梅是同胞姊妹,众人都亲切地喊她们大梅和二梅。那时候申凤梅已经高升,去了地区。项城越调剧团里就剩二梅和金凤楼扛大梁。当时是 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剧团实行自负盈亏,所以职业文艺团体纷纷下乡演出。我们镇上有个剧院,剧团来了一个又一个,几乎每晚都有戏可听。那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剧团下乡除去演出之外,还有个“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任务,大多是夜间演出,白天到大田帮社员干农活。项城距我家只有’ 公里,所以项城越调剧团常来镇上,这就有了我与二梅接触的机会。当时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暑假期间,已可以去队上混工分了。那些年天常旱,一上工就是推水车抗旱。剧团的人不会农活儿,队长就让他们推水车。水车这种玩意儿眼下已成了文物, 当年可是农民离不开的抗旱工具。它是由车身、提水篮、水筒子、水簸箕、水车头、铁链子组成,水车头上横一根长木棍,人们抓住木棍像推磨一样转圈儿。推水车不需要什么技术,只要有力气就行。一般需要八至十人才能推得动, 我当时还是少年,就被分到水车组,和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推水车。那时候二梅才三十几岁,个儿不是太高,说话很和气,完全没有名伶的架子。她不抽烟,只好吃糖,不一会儿吃一块,说是保护嗓子。有一天她与我挨着,掏糖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块。那年月糖金贵, 要票。当二梅吃糖的时候,清香随着转圈儿飘移,早已使我流了口水。现在一下就吃到了,我竟如傻了一般,许久才敢去接。我极其小心地将糖送到嘴里,差点甜晕过去。二梅当时可能还是剧团的领导,每天都带头推水车。有时候干到中间,也为社员们演唱。她的拿手戏是《火焚绣楼》, 唱完了, 给众人鞠个躬, 扭脸就朝嘴里送块糖。每看到二梅吃糖, 我就禁不住回味起她给我的那块糖, 心想明天推水车时一定早来, 尽可能与她挨着⋯⋯不想第二天,剧团走了。我在漯河当搬运工的时候, 有一天在剧院门口等着看“ 解放戏”, 突然又见到了二梅, 她已不记得我, 我向她讲了那块糖和推水车的往事, 她到底也没回忆起来。我当时很怅然,像失去什么最宝贵的东西。那时候项城越调剧团已被解散, 二梅说她在许昌越调剧团。为什么她不和大梅在一起,我当然不知道。正大唱样板戏, 二梅肯定不会有多少登台机会。那一天当我问她现在何处时, 她回答得很无奈, 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楚。后来我才知道, 越调这个剧种当时已岌岌可危, 郑州、南阳的班子相继解散、合并, 全省只剩下周口与许昌两个团。这就注定了申秀梅的命运。在周口,有姐姐“大梅”一座高山压着她,到许昌, 又有毛爱莲排头榜。尽管她的《火焚绣楼》颇具特色,但有毛爱莲在,就难有她的天下。我记得二梅曾在《焦裕禄》中饰演过焦母, 演得很逼真, 给人以“ 母亲” 的感染。但由于艺运不佳,一辈子也没出头之日。这好像是没办法的事儿!
我见到大梅的时候已经是粉碎四人帮以后, 有一次去地区参加剧本分析会, 申凤梅正在周口人民剧院演出《收姜维》。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大梅的戏, 很激动。地区一帮剧作家都与申老师相熟,我也沾光去后台见了申老师。当时申老师还未卸装, 一脸“ 诸葛”,看不清其真面目,不知道她和二梅长得一样不一样。几天以后,剧本分析会结束,地区文化局设宴送客,申老师也去相送。这时候我才看清她和二梅长得差不多,只是比二梅还瘦, 可能是身体多病的缘故。老太太烟瘾大,吸得手指发黄,嘴唇儿发乌。更让我惊奇的是, 她还海量,而且能双手划拳,战胜了几桌“强敌”,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一副大将风度。天津《艺术家》主编刘连群先生约我写写申凤梅,只可惜我当时杂务缠身,错过了一个了解申老师的机会。最后一次见到申老师是省文代会上,她由一个中年女人搀扶着,又小又瘦,身体很弱。听说她为了录像,竟一边打针一边演出,很是令人感动!
申老师逝世的时候,我正在周口居住。火化的那一天,中州大道上一大早就云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十里长街, 全是人流。没人动员,没人号召,全是自觉赶来为她送行的。有的跑几十里,有的跑上百里,泪水如雨,呜咽如潮。人活一世,能混到这份儿上,值了!相送的几辆大轿车里有不少是我相熟的文化界领导和朋友,就是没看到二梅。我想她一定会来送她的姐姐的!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时候她已提前走到了她姐姐的前头。听到这个消息时我一下就怔了, 心想二梅不到为什么走得那么早? 是不是与她一生的艺术压抑有关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大概没人说得清。唉,即生瑜,何生亮———这可能就是人生的劫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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