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丁彦荣

坎 坷 人 生 陇 中 痴 汉
--------怀念我的父亲丁彦荣

白银市平川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 丁国廉

父亲丁彦荣，曾用名：丁燕云，1923年农历腊月28日生于甘肃省静宁县灵芝乡俊峰村郭石家社，2000年农历11月11日卒于会宁县新塬乡老庄村，享年77周岁。这期间，他既经历了少年时丧父而背井离乡的人生不幸，也有过加入红军的光荣背景，还有过坐牢、下放劳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连家室儿女难以扶养的艰难岁月,但他始终不失红军战士的坚强性格和顽强意志，凡事先为他人着想，苦难当中大义凛然，吃苦在前，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品德和高尚情操,他光荣而苦难的一生，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参加红军与文艺工作

1936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组成西进纵队，以迎接北上的二四方面军，为了顺利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宁会师的战略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略计划，史称海原、打拉池战役计划，右路军先头部队由中央红军73师担任，在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的率领下先期占领了打拉池（今属白银市平川区共和镇）。其它部队随后跟进，红一方面军右路军以此为支撑，兵分多路向会宁县城集结，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会宁县刘寨乡北庄村参加红军，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还有他的两个放牧的伙伴冯连生和王宗佑，时年，父亲年仅13岁。

参加红军后，父亲即跟随红一方军一路转战，向西南经会宁土木，到河畔时，因一二四方面军主力已在县城完成会师，根据上级指示，他所在部队一路掉头北进，途经郭城、红堡子、靖远到达拉池，部队稍作休整即东行经海原、同心、中宁，参加了半个城和罗山战役后，转战到庆阳、陕西铜川等地，同年10月，“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当时父亲年幼，部队首长较为关爱，由战斗部队调至关中分区文工团工作，从此开始了他光荣而坎坷的文艺宣传事业，他人生的颠簸起伏，便也随之而来，几乎占据了他生命的一大半。

1937年10月，父亲所在的文工团全体人员，被集体送往延安抗战剧团学习，从此归建到抗战剧团，由中央局直接领导。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父亲又由抗战剧团调到“鲁艺”，有幸和赛克、吕骥、冼星海等一起工作，参加演出的剧目有《农村三部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1940年初，父亲又被调入周扬担任主席的中央文协的民众剧团工作。演出的剧目有：《好男儿》、《中国魂》和秦腔现代剧《血泪仇》等，著名剧作家马健翎老师也在该团工作。8月，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本月父亲又调到中央局工作，1942年，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军事工作与被捕

1945年9月，全国抗战胜利结束，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导致的国共两党的内战旋即爆发，中共中央及时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解放区集中抽调10万部队和2万地方干部，以加强军事斗争，父亲便由中央局机关调入中央警卫营，从事警卫和战时侦察工作，时年他22岁，就是这一正常的工作调动，却使他的人生轨迹来了个急转直下的大弯，并直接影响了他的后半生，从此让他离开了延安，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友和首长，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近十年之久的他心目中的圣地。

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着23万现代化装备的国民党中央军，向延安大举进犯，由于当时驻守延安的人民军队的兵力只有2万多人，为了配合全国战场的顺利展开，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按照毛泽东主席“蘑菇”战术的指导思想，部队转战于陕西、山西和河南的广大地区，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战争大背景下，在一次去陕西洛川鸡头塬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俘的。被俘后，虽受尽苦刑，但他一口咬定是边区学生身份不变，所有与学生身份不符的证件都被他吞入肚中，敌方在无奈之下将父亲关入西安太阳庙监狱。西安解放前夕，由于敌人无法查证父亲的身份，政治犯嫌疑逐渐被解除，便被国民党当局送入青年训练营，直到胡宗南败走四川时才被遣散。

辗转回到家乡

在父亲的机智斗争下，无罪遣散的父亲因一时难以找到组织，加上长期监狱生活的折磨，释放出狱后他格外思念母亲。于是，几经辗转，费尽心力，徒步千里来到家乡静宁，由于国民党大败前的垂死挣扎，家乡的情况当时很糟，西北匪首马步芳正在到处抓壮丁、筹粮草，老百姓苦不堪言，马家军穷凶极恶，战士出身的父亲，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他把家里稍事安排后，就发动当地群众开展反拉差、反拉丁活动，取得了一定胜利，同时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抓捕。

不久，随着解放大军解放静宁县的到来，父亲主动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当即被安排到了地方工作，担任静宁县工作队副队长，具体分配到了静宁县北部的高界区（这一经历可在静宁县档案馆1949年第2号案卷中查到）兼任区长。这对父亲来说，原本是块用武之地了，担任区长的父亲，工作中积极主动，他发誓要为家乡人民做一些实事。然而意外的一次文艺演出，却导致了他命运的别样安排。

1949年9月下旬，共和国建国前夕。一天，定西军分区首长来静宁县视察指导工作，为表示欢迎，县里组织了文艺演出，由于父亲的专业特长和爱好，他自告奋勇地登台表演了节目，得到观众和首长的一致好评，不仅如此，演出结束后，分区首长专门找他谈话，决定调他去定西军分区工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父亲到了定西军分区后才知道，首长要他去担任分区文工队的领导职务，这本是件意想不到的事，接任后却让他遇到了更加想不到和难以接受的现实。一是所谓的文工团实际是从原有的一个旧戏班子接收来的，人员结构复杂，改组十分困难；二是团政治指导员由一名非党人士担任，严重违反最基本的政治原则，让他难以接受；三是团政治指导员还勾结当地一个名叫“公盛”字号的老板，进行倒卖倒买，以正直著称的父亲哪能容忍得了这种侵占国家财产和违法行为的存在呢？父亲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后，他多次向分区首长进行汇报后不被重视，来来回回，皮球越踢越大，父亲不忍再继续下去，坚决要求调离。1953年，父亲的要求得到满足，他重新回到了故乡静宁县地方工作。当时他已年满30周岁，地道的而立之年，却业未就家未成，加上复杂的现实生活和政治斗争的锻炼，特别是当他事后知道那个所谓的团政治指导员就是军分区某位首长的小舅子时，他不得不开始正视自己的“不足”和未来去向了。为了远离是非，他选择了拜陕西籍静宁剧团秦腔名演李景华为师，开始学习秦腔表演艺术。父亲是想把现实生活中的无奈和心情，通过其他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还原他对人生态度的本来面目。

安家与西吉县剧团

父亲下决心开始学习秦腔表演艺术的同时，也开始了寻妻居家的工作，不久，他组合了家庭，就安居在距离老家灵芝不远的西吉县三合镇高家垴。

1956年西吉县剧团成立后，父亲便携家带口来到该剧团参加演艺工作。由于父亲有延安从艺的专门经历，加上他的刻苦训练与学习，在文艺工作中是个多面手，他识乐谱、懂乐器，并且吹拉弹唱，文武兼备。他求实善学，工作务实，容易接受新生事物，进入西吉剧团不久，被宁夏秦剧团的“三民”（丁醒民、苏新民、扬觉民）所看好。所以宁夏秦剧团在西吉巡回演出期间，西吉剧团全体演员中父亲是唯一和他们能同台演出的地方演职人员。

我是后来才知道秦腔也是有流派的，各行有各行的道道，父亲属于新的流派，不管唱、念、做、打，在表演上都会有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表演，是在尊重和继承传统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表演程式上他又大胆地取缔了那些过于程式化和繁琐造成的糟泊，使表演更加直接地为主题服务，更加贴近生活，起到了推陈出新的作用，深受观众的喜爱。

在1956--1962年的几年间，父亲在西吉剧团既是业务副团长、导演，又是有名的直接登台表演的“台柱子”和多面手，常常是哪里人手不够他就去那里，文的乐器，武的场面，都能一梁顶一柱，拿得起、放得下，但是，父亲那永远不变地秉性，对做任何事情都要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仍然不被一部分人所接受。

我长大后，很爱听父亲的唱腔，他唱秦腔不是吼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他的声音很美，富有磁性；他的身法很美，干净利落，举手投足间，念唱作打时，往往令人神往。

正因为此，父亲在停止专业多年之后，刚刚受请回到西吉县文工队不久的1983年秋，西吉县邀请到陕西咸阳剧团在县城演出时，父亲的年龄正好是一个花甲，因时逢文艺界春天的到来，他便与著名秦腔演员贠宗汉、焦小春、王美兰等同台演出了《黄河阵》，他饰演剧中黑虎角色，这在西吉县戏剧演艺史上绝无仅有，正好说明父亲深厚的表演技艺与舞台功力。

我爱看父亲的戏，也看过他老人家一生表演过的很多戏，主要有：《周仁回府》《哭祖庙》《苏武牧羊》《祭灵》《祭灯》《打镇台》《金沙滩》《五台会兄》《五典坡》《司马拜台》《夺锦楼》《生死牌》《火焰驹》《十五贯》《逼上梁山》《玉蝉泪》《二堂舍子》《朱春登放饭》《杀庙》《抱火斗》《长坂坡》《血泪仇》《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还有眉户剧《屠夫状元》等，他多以表演清官和忠勇角色为主。

1962年，父亲在固原、隆德和西吉三家县剧团合并的历史背景下，因故没能进入而被安排到了西吉县城农具厂上班，这对已经从事多年表演艺术的父亲而言，实在是一种人生的再度摧残。苦闷的父亲，思前想后，毅然写信给时任宁夏军分区司令员的马思义，表达他的苦衷和无奈。当年在定西军分区为副职的马司令员很是了解父亲的，马上回信，并明确表态邀请他到银川工作，得到老首长的关心，父亲原本十分高兴，但思前想后，便回信说明原因，谢绝了老首长的信任与美意，心怀对舞台艺术的留恋和对现实的不够理解，忧郁中携妻带子离开他生活了8年之久的西吉县城，来到了会宁县偏远的北部一个名叫老庄公社的老庄生产大队安家居室，开始了他一生中事业、生命最为低谷、生活更加艰辛的一段经历。

会宁农村二三事

当时我家共五口人，但对一家之主又从来没有从事过长年体力劳动的父亲来说，其思想负担与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会宁县老庄村坐落在一个沙石河畔上，北面是黄土坡，庄宅在沙石河畔的平台上，田地全部分布在南北两面坡上，早出晚归，不上那山，便走这坡，其劳作之辛，交通之苦，可想而知，用穷乡僻壤来形容这里的山水环境，怎么也都不会过分。这庄子上的人以李姓为主，其他都来自四面八方，我们的到来，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片刻的新奇，同时很快被视为异类，新奇的是我们家既带来了他们很少见过的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异类的是我们一家人卫生工整，他们没有的可谓高档的家具，不会从事农业生产等，然而，我们一家人的到来却给他们带来了文明，在老庄，就是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几乎让全庄子甚至还有外庄子大多壮年小伙子都学会了骑自行车，而母亲手下的那台飞人牌缝纫机，则使这里的男女老少都穿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制服，男的当新女婿，女的当新娘，其衣服几乎没有不是出自母亲之手，从而改变了这里人们的衣着打扮，也客观地开阔了村人的视野，相对提升了这里人们的生活质量。在父亲入住老庄到离开那里的17年时光里，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农业把式，母亲也一生没有学会怎么去干农活，母亲知书达理，又懂医疗，会接生，在老庄村，父亲和儿子同是母亲接生和医疗过病的人家，几乎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对想出人头地的父亲增添了不少光彩，这在农村的其他地方是不多见的。

父亲到了老庄不久，便显露了他的文艺特长，于是少文化爱娱乐的村人便迷上了父亲的演绎本领，于是父亲白天和大家一起劳动，晚上和冬闲就给大家教戏剧的唱腔和舞台上的基本功。十数年如此，被村人异口同声地叫做丁老师。我当时不解，到后来，我才认识到这样的称谓是何等的尊贵，我为父亲能拥有这样的称谓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老师不仅仅只是一种称呼，它更是一种荣誉，是百姓心中永远的纪念碑。

我的父亲是位热心肠人，以至于热得让我们做儿女的都无法理解，有时就连最理解他性格的母亲也都难以接受。

1968年开始，父亲成为了生产队的副队长，他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谁家的锅大锅小都装在他心里，他甚至不顾自家地去帮助别人，有时实在让我们所有的亲人都无法理解。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有年青黄不接的一个上午，大约十点多钟时分，父亲急匆匆回到家里，不言不语从家里厨窑里扛起仅有的半袋子面就往外走，母亲急了，用双手拽住面带子，并生气地问：“你拿面干啥去？”父亲说：“今天中午李润章家断粮了，我给他们送过去！”母亲问：“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粮吗？”父亲却说：“即是咱家没有一粒了我还可以想办法，可李润章咋办？咱两个腿脚方便，不瘸不傻，怎么也比他们强！”母亲又说：“中午了咱的孩子咋办？”就这样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父亲终于妥协地给家里倒了一盆面，给李润章家拿走了一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

在老庄，由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格格不入，尽管我们待他们任何一家都不薄，但每于供应口粮救济款等利益上，他们总是难为我们，加上父亲的大公无私，致使我们吃了不少难以言说的苦头。1970年，我们家已是八口之家了，对于供应粮的多少父亲一如既往地不争不辩，别人打供应粮用口袋，我们家拿不过50斤的面袋子打，好多次，后半夜了母亲的油灯一直不灭，在等远去偷偷买粮归来的父亲和哥哥，然而生产队确定供应粮时，父亲还是不哼不哈自己没有粮吃的现况，难道父亲不懂当时的粮食政策吗？好多年了，我一直在努力想着父亲当时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在想什么？

那些年月的天气似乎要比现在冷很多，到了冬天，下一场一尺厚的雪是很常见的，生产队每年都要在指标内淘汰病弱的羊，在每年分配羊皮的会议上，父亲总是把指标让给别人。大概到了1975年，是村上的一位好心人强行分给父亲几张羊皮，而父亲却只拿了三张春天病死的绵羊皮，那三张绵羊皮作件皮衣咋都不够，是母亲将皮子熟好后裁缝，在皮子的周边贴上棉花，用黑色的布上了面，又买了一条白色的绒领子染成了黑色，父亲就这样才穿上了他生平的第一件皮大衣。

事实上，对于父亲而言，父亲就是父亲啊！他是一个被思想被信念格式化了的人，私利他可以不计，但原则上是绝对不会让步的。文革期间，他曾不顾自身安全保护那些被打倒被夺权乡村干部的事实，足以证明他的胆识与人性善良的一面。在父亲保护过的干部中，有一位是流落到会宁的西路军红军战士，当时他担任公社书记。另外一个是叫做牛诚信的，那是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突然间牛诚信只穿着裤头和背心赤着脚急忙忙来到我家说：“明天有人武斗我，我身体受不了，我害怕！”父亲同情地拿出自己的衣服让他穿上，连夜将他用自行车送到几十里外的刘寨，使别有用心的武斗落空，又有一次，在老党员雷玉珍的夺权会上，看着造反派太荒唐，也太无礼的情形，他拍案而起，历数了他们的种种荒唐与无理，大大震慑了那些别有用心和不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也因之威信陡升，为恢复正常的生产尽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的责任，为保障父老乡亲的正常生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和父亲

父亲与我同生肖，都属猪。据说，生肖相同的父子犯克，我信这个，父亲生下我时年满37岁，记忆中，父亲把他的后半生几乎全部献给了我们弟兄姊妹，但我占的比重最大，况且父亲晚年的病也是因我而得的。

1960年，我们家居住在西吉县城。据母亲后来说，7月的一天，父亲出差了，但一去就是三个月，把所有的艰难留给了母亲，当时我还不到一岁，最大的10岁同父异母的哥哥正在上学，母亲还要去服装厂上班，我只好被拴在绳子上由三岁的姐姐看护。

那年农历10月的一天，我病了，是病毒性痢疾，因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脱水休克，那时的医院条件很差，大多病都用中医治疗，对脱水性休克是无能为力的，医生说没救了，我便由父母亲的一位朋友抱着走出了医院大门，准备去扔。据说就在这时，父亲赶来了，他一把把我从那人怀中夺过去冲进了医院，声泪俱下地求大夫抢救我，结果成什么都不计较，就这样在父亲的一再哀求下，院长冒险地用了大剂量的麝香进行抢救，我的命终于保住了，却落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疾病，父亲从此背负了几十年的自责，我长大了，他的心就越发地纠结。

父亲1977---1979年去会宁剧团是为我而去的，1979---1988年去西吉县文工队也是为我去的，我是他生命的大部分。

1994年秋，父亲因我生病而生病，他是怕连累我隐瞒了他的病情，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2000年农历的11月11日。

父亲的一生在我的心中是不朽的，他有丰功伟绩，有辛酸和磨难，但他更具有的是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高尚情操，我崇敬我的父亲，热爱我的父亲，回念我的父亲。他是我人生的动力源泉，是我人生的航标，也是我做人的准则，父亲就像一面镜子，一把尺子，更像是一盏灯，是他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使我看清了前进道路上的坎坎坷坷，我的步履将会更加稳健，也更加满怀信心。

结 束 语

2011年6月30日上午，家兄丁国平从老家打来电话，他说静宁县要编纂《静宁县戏曲志》，要我提供家父的红军经历和演艺生涯的相关材料。当时，我正在陪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白银市委员会一行数人前往平川区打拉池、崛吴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和“革命领袖纪念馆”参加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挂断电话，目睹眼前的场景，回想往事，顷刻间家父生前的音容笑貌、形神走姿，一下子占据了我的全部脑海，这一天，我的思维几乎全部围绕父亲生前的一切旋转游动，晚上，我彻夜难眠，念父之情，打开了我久已封存的感情闸门，如烟的往事，沿历史的河道蜿蜒而来，便写下上面些许文字，但愿九天之上，父亲的在天之灵能得到欣慰！

2011年6月30日夜初稿于家中
7月1日至7日修改于静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