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名导胡伟民我当然早就熟知，1988年在长江剧场观赏他执导的《游园惊梦》时，我还听取了他简短热情的讲话，印象尤为深刻，但却始终无缘与他直接交往。而我的已故夫人史嘉秀却因筹划出版《游园惊梦——从小说到话剧》之事，与胡导一度交往甚密。我不只了解其过程，而且他俩生前倾情合作的成果——这本未能面世的书的文稿资料，沉甸甸的一大包，足有几公斤重，至今还留存在我手中。
史嘉秀与胡伟民的交往也正是从话剧《游园惊梦》在上海演出开始的。那是1988年,她供职于上海市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担任宣传处处长，具体职务为“台办”所属的民间文化机构大地文化社总干事。社长为冯英子，两位副社长为谢晋与诗人姚昆田。另外还特邀一批文化艺术界的精英和代表性人物为顾问或社务委员，华文漪作为上海昆剧界的代表也名列其中。话剧《游园惊梦》由广州话剧团排演，首先在广州演出，获得成功，反响强烈。因导演为胡伟民，主演角色又是华文漪，所以话剧赴京演出前，先来上海演出。1988年4月首演于长江剧场。
这次首演取得巨大成功，赢得满堂掌声。第二天，史嘉秀又以大地文化社名义组织一次座谈会，胡伟民和华文漪也应邀参加，并先后发言介绍相关情况，受到大家的欢迎。胡导在会上听到冯英子、王丹凤等名家名流争先恐后的发言，备受鼓舞。他把这个盛况写了一封信转告给远在美国的白先勇。白先生在给胡导的回信中还附信给史嘉秀，要她把座谈会内容形成文字，作为“完整的记录”寄给他过目和保存。由此，胡导对史嘉秀的信任与友谊就很为自然地建立起来了。
相隔不到两个月，胡导约见史嘉秀，带着试探的口气询问：“大地文化社能出书吗?”她感到很突然也颇有兴趣，回答：“想出书，还没出。”胡导感到有希望，就把他的设想和盘托出。他说：话剧《游园惊梦》早在1986年在台湾演出时就出过一本书。现在改由我执导的大陆版演出也获得了成功，白先勇考虑能不能也出一本书。我想推荐给大地文化社出版，你看行不行？他又接着说，出这本书很有价值，它的原作者是享誉海内外的白先勇，这次在广州、上海的演出体现了海峡两岸的合作，又是广州与上海的合作。从表演艺术看，也是话剧与昆剧的结合，是一次艺术创新的成果。话剧演出再好，其影响是短暂的，而出书的价值却是永久的。
胡导的这次谈话打动了史嘉秀，经过一番思考，她在一次社长办公会上提出这事，经过讨论，设想出一套丛书，计划为十本，先出两本，即《最后的贵族——从小说到电影》和《游园惊梦——从小说到话剧》。史嘉秀这样回忆此后一段日子里的交往：胡导每一次到大地文化社来都是乐呵呵、笑嘻嘻的，总背着他那个包，或是送来稿子，或带来剧照等资料，或赠上他的著作，并交谈讨论编这本书的设想和行动步骤。
1989年6月19日是史嘉秀最难忘的日子，那天胡导应约前来讨论书的选目编排，他对健康的自我感觉依然良好，并说他那篇导演阐述即将完成。但就在第二天，却传来了有关胡导的谁也想不到的噩耗。
胡导最后提到的那篇阐述后来是由他的夫人顾孟华女士代为完成的。这是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也是他几十年导演生涯的艺术总结。文章末尾高屋建瓴呼唤用宏大的戏剧观念来制造新的戏剧品种。他写道：
历来的戏曲和话剧绝对分家。我们缺少一个大戏剧观念——中国戏剧。我们不能老是井水不犯河水长此下去。我很喜欢戏曲，有时跨到戏曲领域去做点事情，学点东西。戏曲也觉得来几个外来户也不赖，能带给他们一点另外的风。这一次，这个戏的需要，我们请了上海昆剧团的几个同志。这种组合方式我觉得很好，大家可以在演法上取长补短。但这样的跨步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的。我们只是走了一步……归根到底，我们的实践是想制造出一种新的戏剧品种，因此，我们的摸索是有一定意义的。
胡导逝世后，史嘉秀狠抓书的出版事宜，一心要把胡导生前的热切愿望化为实际成果，还到处奔跑落实出版资金。然而最后，《最后的贵族——从小说到电影》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却受阻了。无奈之下，史嘉秀只好把一大包文稿和资料，从出版社抱回了单位。
1991年，史嘉秀要退休了，她踌躇再三，最后把这包文稿抱回家来，嘱我好好保存。2005年春夏之交，史嘉秀患病了，她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很想把此文稿转送到胡导的后人手中。她了解到胡家后人中有的子承父业，是新一代的电影导演。她通过朋友了解到胡家公子的手机与宅电的号码。她两次打电话我都在场。一次打通说他不了解此事，要问问妈妈再说。第二次打手机，回答是妈说确有此事，但现在在北京，回沪后再联系；此后则又石沉大海了。新生代人的忙碌，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这里有文化人的曾经的心迹，这样的心迹，还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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