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称心如意》

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杨绛在她的回忆录里有过这样一段记叙“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钟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三家一姓周、一姓钱、一姓方)。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钟书的二弟、三弟已先后离开上海，钟书留在上海没个可以维持生活的职业，还得依仗几个拜门学生的束脩，他显然最没出息。有一个夏天，有人送来一担西瓜。我们认为绝不是送我们的，让堂弟们都搬上三楼。一会儿钟书的学生打来电话，问西瓜送到没有。堂弟们忙又把西瓜搬下来。圆圆大为惊奇。这么大的瓜！又这么多！她看爸爸把西瓜分送了楼上，自己还留下许多，佩服得不得了。晚上她一本正经对爸爸说：‘爸爸，这许多西瓜，都是你的！ 我呢，是你的女儿。’显然她是觉得‘与有荣焉’！她的自豪逗得我们大笑。可怜的钟书，居然还有女儿为他自豪……”物质生活的困顿，没有影响到他们乐观的情绪。

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上海地下党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组织了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开展业余戏剧运动。仅一九四二年，上海就有剧团二十个，演出剧目八十九个；一九四三年先后出现的剧团有几十个之多，剧场二十多家，演员达二百余人，演出剧目近五十个。

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通过陈麟瑞、李健吾二位的介绍，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走进了杨绛的家里。那时，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而在当时，写剧本的为数不多，“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柯灵语)。

一九四二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钟书、杨绛夫妇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晚宴》里的蒙古王爷。陈麟瑞、李健吾就怂恿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

杨绛当时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谦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话剧，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鼓励的话也随之一再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她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称心如意》，先送给住得不远的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又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就转到李健吾手里。没过数日，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也粉墨登场，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一九四三年春天，正式公演。

　　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来自于她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上海滩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剧作家灵感的渊薮。《称心如意》中的主人公李君玉，她的母亲不听外祖父的安排私自与穷画家结婚，失去本家的关爱而远离上海去了北平。李君玉在双亲谢世后，却旋即被三位舅母招回上海，明说是要救助她的孤苦无依，实际上把她轮番当作劳动力使用。后来又怕李君玉的性格会给自己家庭带来麻烦，像推磨似的从这家又推到另一家。杨绛恰如其分地掌握了喜剧的技巧，充分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十里洋场中的小市民生活的灰色平庸，杨绛十分熟稔，剧作深入地表现了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尴尬、种种疲软，剧中人物身上的喜剧因素，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