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家惠：越来越搞不懂婺剧了

汪家惠与音乐的故事，缘起一支笛子。在1968年，拥有“1毛5分钱”一支的笛子，算是一件奢侈的事。那时学校里也没什么课，正上小学三年级的汪家惠便带着笛子到处吹，一直吹进了当时的“衢县文艺宣传队”(衢州市婺剧团前身)，成了专职伴奏。

1981年，汪家惠考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干部专修班，开始系统地学习作曲。当时授课的老师中，不乏何占豪等名家。学成归来，他便以专职作曲的身份回到了衢州婺剧团，一晃至今已近30年。

这期间，汪家惠为一百多部婺剧剧目创作了唱腔和音乐，直到最近，已经57岁的他终于静下心来，对这些唱段进行了首次大梳理，选取其中40首曲谱汇编成书，名字就叫《汪家惠婺剧唱腔创作选》。

翻开这本书，几十年的婺剧唱腔如流淌的乐符倾泻而出，书的装帧很简朴。由于出版经费有限，汪家惠只好亲自上阵，打字、排版、校对，甚至连“序”也省略，自己写了篇创作杂谈作“前言”，而且语出惊人。

他这样写道：“尽管自1970年参加文艺工作以来，就一直以婺剧音乐为主要内容进行创作和演奏，但从内心却感到自己是越来越搞不懂婺剧了，这是真的……”

婺剧之博大，使得有40年从业历史的内行人都“乱花渐欲迷人眼”，作为普罗大众又该如何认知婺剧？深秋时节，本报记者对话国家级非遗项目“西安高腔”传承人汪家惠，听他说道婺剧文化。

“面对这么多不同声腔，难免有贪多嚼不烂之感”
　　记者：我们谈论婺剧，到底“婺剧”二字是怎么来的呢？

汪家惠：单就“婺剧”一词而言，其实历史不长。1950年8月15日，华东地区召开戏曲改革会议，当时与会的衢州金华代表提出，以金华的古称“婺”来命名规范流传于衢州、金华、丽水、建德一带的众多戏曲声腔。“婺剧”出现之前，金衢地区的戏班子都叫“三合班”或者“两合半”，仅是以唱腔种类多少来简单称呼。

考虑到这些戏班子主要以金华为中心集散地，而且唱起来多使用金华的读书调为主要语言，便统一改名为“婺剧”。现在看来，这样的提法有些草率。

记者：当年流行以地区命名地方剧种，比如昆曲发源于苏州昆山，粤剧发源于广东，以婺剧命名金华衢州地方戏有什么不妥吗？

汪家惠：声腔与剧种的关系其实并不一致。婺剧名下，就包含了高腔、昆腔、乱弹腔、徽调、时调、滩簧腔6大类。而不同地区不同的戏班，其曲调又不尽相同。以高腔为例，又可以分为西安高腔、侯阳高腔、西吴高腔、松阳高腔4种，而乱弹腔也可以分为浦江乱弹、徽班乱弹两种。也就是说，如果以一种声腔为一个剧种，婺剧就是一个包含了10种以上声腔系统的大剧种了。

更为麻烦的是，每个声腔系统的结构特征也是大不相同。高腔、昆腔是曲牌连缀结构，乱弹腔、徽调是板腔体结构，滩簧腔是起、平、落结构……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纷繁复杂。

面对这么多不同种类的声腔，难免有贪多嚼不烂的感觉，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是真的越来越不懂婺剧了！

记者：婺剧范围这么庞大，对我们推广传承婺剧有没有影响？

汪家惠：过去婺剧是没有定腔定谱的，都靠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不断延续。随着老艺人的陆续离世，现在能掌握10种以上婺剧声腔的恐怕已经很少。婺剧的内容实在太多，不像越剧这样的单声腔大剧种，总是在不断吸收其它剧种的音乐元素来充实、发展自己。婺剧是东西太多掌握不了，角度不同，吸收新元素的迫切性也就不那么强了，需要时，在婺剧各声腔中挑选素材就可以完成了。

应该说，越剧从最初简单的曲调能够成为今天这么大的剧种，就成功在它善于坚持采纳百家之长，反观婺剧，整体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身躯过于庞大，缺乏改良的动力。

当然，婺剧的基础还在，过去农民在田里干活，闲下来时，就扯开嗓门在田埂上面唱几句老婺剧，还是很平常的事情。解放前，婺剧界最大的花旦、名旦周越先就是龙游人，她所在的周春聚婺剧团在解放后改名为衢州实验婺剧团，到了1955年，衢州专署撤销，周越先和西安高腔前艺人江和义等一道去了浙江婺剧团，他们都是令后辈敬仰的婺剧界著名演员。

“西安高腔不是现在濒危，70年以前就濒危了”
　　记者：在婺剧的众多声腔中，西安高腔无疑是衢州的骄傲，它是怎么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的？

汪家惠：这得从2003年说起，当时文化系统正在体制改革，电影公司、剧院都被改制掉了，大家都在传，我们婺剧团也要改制。

这时正好省文化厅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各地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任文化局长的谢昌智把这个文件批转到了我们婺剧团。那时候对“非遗”的概念一片空白，团长把我叫去看这文件，我也不懂，后来到网上一查，大致弄明白了，非遗就是保护有价值的传统文化遗产，是新生的另一个文化范畴。

如果项目申报成功了，说不定剧团就能保住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于是，我便开始着手整理资料，找出一些老剧本老曲谱，结合各方面的论文专著文献，写出了一篇综述，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修改，交到了局里，后来公布的首批省级非遗项目里，就有了西安高腔。

记者：看上去申报省级非遗的过程很简单，国遗的情况会有不同吗？

汪家惠：我那时一直抱着这样的观点，有了西安高腔，我们的剧团就可以保住了，可能就不会被改制，所以很乐于做这件事。但手头上所掌握的西安高腔资料并不多，只找到了《槐荫记》里面的《槐荫分别》剧本，还有几个小剧本。当时我向团长提出，应当尽早收集资料，如果等到要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光靠这点资料肯定是不行的。

严洪福团长还是挺支持的，让我去金华的浙江婺剧团搜集资料。不过在去之前，我心里还是没底，经过十年文革，浙江婺剧团的资料室里还有西安高腔剧本吗？

没有想到，他们的资料保管得特别的好，在他们的资料室里，一排排资料柜，什么盒子，多少编号，一件一件是清清爽爽的，各种资料保存完好，绝对具有省级大团风范。那一次去复印来了西安高腔的绝大部分资料。

2005年，由于一些意外原因，申报国遗的事差点受到耽搁，等我们找到文件赶去杭州开会时，其他地区的申报材料已经进入修改阶段，而我们还什么也没做，只剩下一周时间了。

而且，国遗的申报很严格，不仅要拿出剧本，还要论证这些剧本的出处，要有古代文献典籍方面的理论论证。我和刚调到我们剧团的演员任涛一起到了杭州，从省艺术研究所的徐宏图老师那里借到了一大摞古籍，买来相机，一页页翻拍。从下午2点一直拍到凌晨2点，还没拍完，稍稍休息下，早上起来又接着拍，直到下午，终于把这1米多高的古籍拍完。

赶回衢州后，我们再从这些书籍图片中选取与我们相关的内容，进行标注，做成文档，与此同时，剧团还专门排练剧目，做成VCD光盘，连同西安高腔国家级非遗申报文字材料一同送到了省文化厅。差不多十来天时间，在文艺处领导陈家桢、黄韬，群艺馆干部陈利钧，婺剧团团长严洪福等的协作下，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记者：作为目前惟一的西安高腔传承人，你觉得它的传承保护现状如何？

汪家惠：现在西安高腔的演出都属于汇报类的，为了展演和保护而专门排练。如果要纯粹以西安高腔演出来维持剧团的话，那是不可能的。1940年的时候，这个剧种就差不多没有了，在那个没有因特网和电影、电视的时代都维持不了，遑论今日。

记者：这是西安高腔本身的原因所造成的还是其他因素？

汪家惠：据我考证，西安高腔的前身应该是原来南戏的四大声腔之一的弋阳腔，弋阳腔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鼓为节，徒手而歌”，就是以鼓为节奏，徒手而歌，没有什么道具，除了打击乐就没其它的乐器伴奏。“一人启口，众人帮和”，就是一人领唱，众人根据唱词进行帮腔，是近似劳动号子那类的风格。在清朝的道光年以前，它都是这种形态。到了道光年间，乱弹腔兴起，昆腔也流传到了我们这边。

昆腔是有伴奏的，有笛子有胡琴，乱弹腔也有伴奏，于是西安高腔，也就是弋阳腔就衰落了。为什么？它只有锣鼓伴奏，演唱起来就较为单调，没有乱弹腔、昆腔那么热闹，听的人就少了。

所以到了道光年间，它已经不能自身维持了，只能和乱弹腔、昆腔这些班社去合班，并到一起，同台演出。也就是从那时起，西安高腔开始有了伴奏，但已经渐渐式微，到了1940年光景，专门的西安高腔剧团已经没有了。

记者：这么看来，西安高腔其实是处于一种濒危的状态了？

汪家惠：那不是现在濒危，是70年以前就濒危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西安高腔前艺人江和义，其实自从他1963年去世后，专门演唱西安高腔的人已经没有了。

解放以后，衢州基本上没怎么演过西安高腔，直到为了申遗才开始排练这些剧目，主要是《槐荫记》，以及里面的折子戏《槐荫分别》，还有就是《合珠计》，这些都是明代以前的老剧目。

记者：我感到现在非遗的状态都很尴尬，都是为了展演而存在，包括许多民俗也是这样。

汪家惠：我认为这是观念问题，通过舞台演出而保护，是活的。你去博物馆看看那些保护起来的字画器件，不也就是为了摆在那里展示一下吗？

两者其实都是一个道理，无非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比较直观，长期以来被人们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它特殊的一面，因为它是非物质的无形遗产，这些遗产是要通过一定的生产过程和工艺塑造流程，才可以成为物质产品的。

我以为，文化遗产的主要价值是在遗产的文化内涵，如一件文物，如果剔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如当时的制造工艺、冶炼技术、文物的造型文化、烧制工艺等一系列历史时期的文化烙印，也就是一些破铜烂铁、破陶罐、破瓦片。文物的主要价值是它的文化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我觉得也应该从这个层面去理解，去保护，这是一个全新的文化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