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祖宗徽戏源于安徽南部。之后，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势态的变迁沿革，该剧种逐渐沿新安江上溯婺、衢二江，落户于物产富庶的浙江金衢盆地，成为金华（婺州）、衢州一带的地方剧种，并染及严州（建德）、处州（丽水）一带。至新中国成立，原安徽南部已无正宗的徽戏。而落户于金衢一带的徽戏，则鉴于其与当地的乱弹、滩簧、高腔、昆腔、时调长期融合"通婚"，便在政府文化部门的引导下，合并成婺剧。该剧种广泛流行于浙江中西部地带，在浙江省的戏剧家族中，其流行地域之广度及影响力仅次于越剧。1990年国家搞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活动中，浙江婺剧团曾以京剧之祖的身份晋京参加纪念演出。
和其它中型剧种一样，婺剧目前尚有专业剧团存活，但如浦江、东阳、建德等一些县份的专业剧团却已先后倒闭。即该剧种早已不保"一县一团"之景况了。并且，尚存的剧团也朝不保夕，面临散伙。业内人士早已发出"婺剧早晚要亡"的告急慨叹。
然而，一个叫人觉得惊奇的新生现象是：在这一带，许多富裕起来的人们自由组合起了一个个类似于京剧票友社的团体，它们本着娱乐消遣之目的，经常定期凑在一起吹拉弹唱婺剧；一些职业学校居然也开设了"群众文艺"之类的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的学员学习婺剧艺术，为社会培养婺剧专业人才；更令人叫绝的是有的老板还投资办起了民营的婺剧团或锣鼓班子，穿梭于民间，满足民间各种庆典及节日娱乐所需。
这一"专业剧团日趋灭亡、民间戏班破土而出"之现象，给我们振兴京剧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启迪呢？
戏剧从来都是属于民间的艺术。它诞生于民间，为民众所需，为民众而生，由民众所赏，由民众所养。回眸建国前的梨园，它是民营的，这是其突出的特点之一。大大小小的剧种、实力不一的戏班，都在民营之中生存和发展。
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产业性。戏剧业自古就是"三十六行"当中的一行。它为身处梨园的人们提供了生存的条件。而从事戏剧、寄身于梨园，则是人们谋生的一种途径。因此，戏剧业也受社会经济客观规律的调节，遵循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它要讲究投入和产出，讲究成本核算。只是这一产业为社会提供的是艺术产品。一旦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剧团（戏班）便不能生存。
产业性决定了戏剧生存的自然性，即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需要艺术，总会有其生存的土壤。民营性则决定了戏剧适应经济规律的灵活性，即只要是民营的，它就能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对各类资源的配置调节，从而适应经济大潮的涨落。那种人马浩荡实力雄厚的大剧团固然可以长期占据城内的大块市场，但许多仅"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戏班同样可以通过大剧团难以深入的偏远山村、街头巷尾这些"市场边角料"来维持生计，可谓各得其所。
建国之后，国家把戏剧业划入了国家的文化事业，剧团随之从民营转为国营，享受着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扶植；演员也吃起了"皇粮"，领起了国家工资，免去了生存的压力。剧团无须讲究投入产出，演员也无须凭其艺术声望去赢得观众为剧团增加收入。戏票实行了国家定价。甚至观众也可以通过国家的文件、通知安排。
和其他行业一样，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对戏剧的迅速繁荣发展及至走向鼎盛，实在是功不可没！因为它使剧团可以投入大量的本钱排出优秀剧目，使演员可以潜心于艺术的探索和钻研，而无需分心于各种生存的压力。
然而，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戏剧行业体制上的弊端逐渐开始凸显出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铁饭碗"、"大锅饭"使剧团和演职员的主观能动性走向衰退；国家财政也越来越感到剧团的存在是一个日趋沉重的负担，终于到了喊"养不起"的境地。这种现象与经济界国有、集体企业所曾经面临的局面同出一辙。
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其中的国企改制，终于使国企逐步被改造成了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运营要求的现代企业，从而使国企逐步走出了困境。遗憾的是，面对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涨潮落，戏剧界却一直被当作国家的文化事业系列，锁定在原有的体制之下眼睁睁坐以待毙。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如下一些问题--
为什么不赶在剧团倒闭之前进行改制，使之投入市场化运营呢？
为什么不把国家背不了的包袱放下来还给民间，使之回归产业化运作呢？
为什么各种大大小小的民营歌舞班子随着经济变革的风云应运而生且蓬勃繁荣，而戏剧一行却不见有民营的戏班杀将出来争夺舞台席位呢？
为什么一批批五音尚且不全的下三流的"歌星"可以走红一时大获暴利，而大量艺术功底雄厚的戏剧艺术大腕却陷于两袖清风囊中羞涩的境地徒唤奈何呢？
反思戏剧衰落的历程，一个不容否定的致衰原因是：文化决策层忽略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客观规律，未能对戏剧业运营的体制及时进行改革使之投入市场化运营，以及未能适时转换职能，使政府从剧团所有者、直接经营者的地位转换为宏观调控者、服务者。
本贴由caravan于2002年3月28日09:54:46在乐趣园〖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