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视野下河南曲剧的生存策略

“非遗”视野下河南曲剧的生存策略
（本文获第二届中国曲剧艺术节曲剧艺术发展论坛二等奖）

自从2001年中国昆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来，“非遗”这个全新的概念开始进入人民大众的视野，给正处于“戏曲危机”中的中国戏曲和戏曲人带来新的希望和期盼，无疑也给戏曲艺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争取成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剧种适时而动的、有益的生存策略，而在成为非物质文化之后该怎么保护、传承和发展，同样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曲剧作为河南省第二大剧种，已于2005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南省、地方政府及曲剧院团对曲剧艺术都非常重视。2006年曲剧诞生80年之际，在河南省汝州市举办了首届河南曲剧艺术节。2009年，河南省举办了首届中国曲剧艺术节，今年又在汝州举办第二届中国曲剧艺术节。这几次艺术节的举办，不但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曲剧艺术，同时，艺术节期间的理论研讨会，对曲剧艺术的理论建设起着重大的作用。

曲剧尽管只有80多年的历史，但它形成过程复杂，不同流派艺术各具特色，代表演员和代表剧目众多，目前各地、各剧团的现状都不尽相同，需要长时间、深入地研究。由马紫晨先生主编的《河南曲剧》为曲剧的理论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本文是笔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试图从剧目创作和剧团生存现状两个角度，在文献搜集、舞台演出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河南曲剧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点浅薄的思考。

河南曲剧创作剧目非常丰富，《河南曲剧》一书记载总量约有450部上下，因此本文在考察曲剧创作时，仅选取曲剧现代戏作为切入点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河南曲剧诞生于1920年代左右，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剧种，取材现实、反映现状的剧目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曲剧的自然选择，可以说，“现代身份”与现代题材是曲剧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选择现代戏作为曲剧创作的研究对象比较具有代表性。河南曲剧分南阳曲剧和洛阳曲剧两个主要流派，在2011年8月底至9月初，笔者到南阳市、社旗县、邓州市等地对南阳曲剧的现状进行实地考察。对曲剧现代戏剧目的统计和分析需要对整个曲剧剧目进行筛选甄别，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无疑使笔者对曲剧创作、演出团体等有一个历时性的、全局的、整体的印象；对南阳地区曲剧现状进行实地考察，要考虑到它与另一重要流派洛阳曲剧现状以及历届曲剧艺术节举办地、曲剧诞生地汝州曲剧现状的对比，还有了解河南省曲剧团、郑州市曲剧团等其他地方的创作情况与生存现状等。希望这种既关注剧目创作又关注生存现状，从局部出发观照全局的研究构想，能够得出比较客观全面的结论，以期能更好地推动河南曲剧的发展。

一、凝重悲苦性与轻松喜剧性的双重审美风格

任何一个戏曲剧种都是在地方方言、民间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文化气质，反映出当地的地域文化特点、审美趣味和风土人情。同时，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戏曲剧种的审美风格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如经济凋敝、战乱频仍的年代戏曲的审美风格会呈现出悲苦性的特点，而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的和平时期，戏曲的审美风格也会相对平和。河南曲剧也不例外。河南曲剧的诞生年代决定了它悲苦性的审美表达风格。河南曲剧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它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原大地人民的苦难历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战乱频仍，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给华夏人民带来无尽的苦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河南曲剧，带上了浓重的悲苦性，这种特性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同时也极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这种悲苦性的审美风格，不但体现在曲剧的唱腔旋律上，也体现在悲剧性题材的选择上，二者相辅相承。《陈三两》之所以能够成为曲剧代表性剧目，不但是由于陈三两的悲剧命运引起人们的同情，还由于张新芳悲情的表演与悲剧性的内容完美的结合。新野县曲剧团的《酷情》之所以能够产生“《酷情》现象半中国”的影响，也是由于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儿女不赡养父母的现实。

然而悲苦性并不能代表曲剧艺术风格的全部。河南曲剧与生俱来的另一种审美风格是它的喜剧性。调笑、戏谑、讽刺是河南曲剧的另一面。如果说悲苦性是对艰难现实生活的直观表达，喜剧性则是河南人民苦中作乐、乐观豁达的性格的表现。《李豁子离婚》带给观众的，不仅有对李豁子这个残疾人不幸婚姻的同情，它对李豁子这个残疾人形象的塑造，还有人们的一种略带恶意的、居高临下的、幸灾乐祸式的欣赏心理，它所体现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喜剧审美特征的论述，即对“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的刻画。马紫晨在论述河南曲剧的美学特征时曾经指出：“河南曲子戏的美学特征，首先是以‘亲和’及‘附就’的表演方式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并消除了彼此间的情绪障碍；复以笑谑、嘲讽和‘插科打诨’式的狡黠乃至粗鄙的语言，替观众宣泄其对外部世界的情感压抑，使之获得一种心灵的解放，其效果当然是‘娱乐性’显著增强。”这一论述可谓一语中的。

河南曲剧的这两种审美风格，虽然体现在不同的作品之中，如有的作品以悲苦性的主要审美特征，有的作品以喜剧性为主要审美特征，但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水火不融的。这两种审美风格更多地是在同一部作品中的同时呈现，即以喜剧形式承载苦难主题，《李豁子离婚》、《卷席筒》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在近年来创作的曲剧作品中，陈涌泉的《阿Q与孔乙己》是这两种审美特征结合得比较完美的优秀成功之作。阿Q与孔乙己这两个鲁迅笔下的人物，是带有中华民族劣根性的典型人物，可怜、可叹、可恨、可笑，直至今日，这样的人物仍然在现实社会尤其是农村中普遍存在。陈涌泉巧妙地把这两个人物结合在同一部作品之中，通过他们可笑的行为揭示他们可悲的命运，以人性的悲悯寄托刺世醒人的良苦用心，大大提高了河南曲剧的文人性和艺术品位。

河南曲剧作为河南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体现了中原民众的性格特征、风土人情、审美趣味，是河南民众独特的审美表达方式，无论是从音乐唱腔还是题材内容来看，悲苦性与喜剧性都是河南曲剧重要的审美特征。只强调其悲苦性或只强调其喜剧性，都无法全面呈现河南曲剧的艺术面貌。因此，笔者以为，河南曲剧的审美定位，应当将其凝重悲苦性与轻松喜剧性并重，在形式上充分发挥其喜剧性的特长，同时充分体现河南曲剧能够驾驭和承载现实题材的特长，深入挖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提高剧种的文化品位，创作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在这方面，《阿Q与孔乙己》已经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期待更多这样的优秀剧目出现。

挖掘整理经典剧目与创作新剧目的不同策略

戏曲剧目是一个剧种艺术风貌、唱腔特色、表演艺术特色等个性特征的具体载体，因此剧目是一个剧种宝贵的财富。中国戏曲的特性注定各个剧种的唱腔、表演艺术要在不断吸收民间歌舞与其他剧种的营养的基础上，通过新剧目的建设不断创新发展，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同时，又要在继承和发扬本剧种艺术传统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归纳自身的艺术规律，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的当下，更要重视对传统剧目的挖掘整理，不断总结、发扬本剧种独特的艺术个性。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在艺术上过于固步自封、裹足不前，只能将剧种推向落后于时代、观众流失、难以生存的绝境；一味地求新求变，无视本剧种的艺术个性，过于取悦、满足甚至是献媚于当代观众的审美趣味，最终只能走向失去本剧种特色的不归路。同时，那种狗熊掰棒子式的、排一个丢一个、缺乏十年磨一戏的打磨精神和精品意识的、政治任务式的新剧目创作，也使生存现状本来就举步维艰的地方剧种雪上加霜。

具体到河南曲剧而言，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讲，各院团首先应该重视对经典传统保留剧目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曲剧诞生后的80年内创作演出的剧目，应该尽可能地搜集、整理和研究，尽管有一些剧目从内容上来讲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这些都是曲剧发展史上重要的资料，必将为曲剧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可贵的资料，尤其是从音乐唱腔、表演艺术等角度来看，不同时期的剧目都为曲剧艺术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同时，可以把一些深受观众喜爱的传统剧目重新搬上戏曲舞台，这对于招回老的曲剧观众、培养新一代年轻的曲剧观众、对于曲剧艺术本身都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把各地老的戏曲艺人身上的戏尽可能地记录、保存下来，有一些老戏只有老艺人演过，他们可能只熟悉自己扮演的角色，要在抢救他们的表演艺术的同时，尽可能地通过他们的回忆，将这些戏恢复起来，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都是抢救和保护戏曲这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以往，由于人们对戏曲非物质的特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因此，许多珍贵的戏曲艺术都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从中国戏曲的发展史来看，宋杂剧、金院本、元杂剧等许多早期的戏曲表演艺术都已经无从考究，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剧本来想象古人的表演艺术。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戏曲的非物质性和它的遗产性，既然现代科技手段已经非常便捷发达，就应该尽可能地保留目前的戏曲艺术表演特色，曲谱、身段谱、剧本、音像资料都是保存戏曲非物质遗产的重要手段。只有这样，才真正做到对戏曲非物质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才能为后世留下丰富的戏曲遗产。

剧目的积累主要通过整理改编传统戏、移植其他剧种的剧目、创作新剧目等途径实现。从曲剧新剧目的创作情况来看，主要以现代戏为主。《河南曲剧》记载曲剧剧目总量约有450种左右，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曲剧现代戏有160种左右，在曲剧剧目比例的三分之一，占新剧目中占的比例更大。从这些剧目来看，无论是始演于1920年代、直到现在都深受人们喜爱的盛演不衰的《李豁子离婚》，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大量出现的抗战题材的剧目，建国初期给曲剧带来全国性荣誉的《游乡》、《赶脚》等现代小戏，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引起哄动的《酷情》、《儿女传奇》，以及近年来的《阿Q与孔乙己》、《惊蜇》等优秀剧目，无论是早期的民间戏班，还是建国后的国有院团，甚至是近年来出现的民间剧团，曲剧现代戏的创作一直都密切关注现实，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这些情况都表明，诞生时间不太长、来源于生活、贴近生活的河南曲剧，比较擅长演现代戏。因此，河南曲剧新剧目的创作，应该充分发挥这一特长。

在河南曲剧现代戏众多的作家作品中，著名编剧陈涌泉和他的作品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值得关注。陈涌泉的曲剧现代戏作品以《阿Q与孔乙己》、《婚姻大事》为代表。从总体上来看，陈涌泉的曲剧创作的特点及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体现了河南曲剧的剧种个性和河南文化的地方特色。这两出戏都改编自小说，但经过陈涌泉的改编，都完全戏剧化、曲剧化。从故事发生地来说，虽然梅家五狗的婚姻大事发生在河南农村，而阿Q与孔乙己却是鲁迅笔下浙江绍兴的人物，但是改编后的曲剧作品，无论是人物性格、语言（包括宾白与唱词）都充分河南化、曲剧化，这在《阿Q与孔乙己》一剧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语言上，陈涌泉的剧作总是自然巧妙地运用河南独有的方言土语、俗语、歇后语，使戏曲作品充满河南乡土气息，对观众来说非常有吸引力和亲和力，因此他的作品深受观众喜爱。其次，准确把握河南曲剧的审美特点，充分展现其风格特色。前文已经论及河南曲剧悲苦与喜剧的双重审美风格，这在陈涌泉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婚姻大事是农村青年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阿Q式的下层民众和迂腐的孔乙己式的底层文人在当今河南乃至全国农村仍然普遍存在，因此这两部作品关心的都是或重大或沉重的主题。尽管如此，这两部作品仍然兼顾了河南曲剧的喜剧风格，《婚姻大事》是轻喜剧，《阿Q与孔乙己》是悲喜剧。其次，以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关注现实，提高了曲剧的艺术品位与思想境界。河南曲剧有浓郁的地方性、民间性、世俗性，深受河南及周边省份观众的喜爱，但是同时又在思想深度、艺术格调等方面有所欠缺。陈涌泉的剧作弥补了河南曲剧在这方面的缺憾，他用自己的创作证明，河南曲剧不仅可以是通俗化的、平民化的、大众化的，也可以是启迪民智的、富有思辨性和文人气质的。《阿Q与孔乙己》开头对阿Q“现在在哪里呢”和孔乙己“真的死了吗”的设问，让观众带着问题去关注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也让观众在阿Q临刑前凄厉的求救声和孔乙己“生不如死”的惨笑声中思考他们的悲剧所在。《阿Q与孔乙己》在开拓曲剧表现题材和思想深度方面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非遗”保护与体制改革夹缝中的曲剧院团

如果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实施为戏曲从业人员和戏曲院团注入了戏曲振兴的强心针，那么对于大多数剧团尤其是经营状况不景气的文艺院团来说，体制改革则是戏曲院团的兜头冷水和当头棒喝。一方面要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一方面又坚持要把剧团推向市场，这种政策上的相互矛盾许多人不能理解，也是许多地方文化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原因。戏曲艺术也许曾经自生自灭，自谋生路，但是戏曲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一直都与相应的经济政治基础密切相关。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念已经深深铬在戏曲从业人员的脑海里，如果政府不再管戏曲，那么戏曲还需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如果让戏曲自谋出路，又能否真正做到让戏曲自由发展呢？如果戏曲真的自由发展了，那么它是灭亡了，还是变异了？

就河南曲剧院团的改革情况来看，新野县曲剧团的命运最令人唏嘘惋惜。新野县曲剧团成立于1954年，其前身是“新野县曲剧改进社”。这个剧团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有着辉煌的历史。1959年和1963年该团两次在河南全省巡回演出，杨清江《曾经的辉煌——忆新野曲剧团的两次巡回演出》一文详细记载了这两次巡回演出的盛况。1986年，在全国戏曲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剧团创作演出的曲剧现代戏《酷情》，一年半的时间演出超过300场，演出收入超过13万元，全国近20年省市、百余家剧团移植演出，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真可谓“《酷情》现象半中国”。然而，10年之后的1995年，新野县曲剧团转轨改制，移交给新野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了汉凤艺术团，曲剧团50多名演员进入艺术团。在“转换脑筋，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竞争意识、创新意识和效益意识”的口号声中，新野县曲剧团走上了“改革发展的新路子”，同时也走向了一条不归路。当年《酷情》的编剧曾经充满雄心壮志计划创作“《酷情》三部曲”，如今一切都烟消云散。当年创造了辉煌成就的演员，如今正面临被分散到各个纺织车间的命运。

与新野县曲剧团同样命运的，还有镇平县曲剧团，这是一个和新野县曲剧团一样有着辉煌历史的曲剧团，1990年该团与本县越调剧团合并，改称“艺术团”。其他如西峡县曲剧团、鲁山县曲剧团等也在处在体制改革的摸索之中。

南阳曾经是曲剧非常活跃的地方，据《河南曲剧》一书记载，1982年南阳地区职业曲剧团有8个；1990年代前期，南阳市“官办”曲剧团有6个。笔者在对邓州市文化局和邓州市越调剧团相关人员采访时得知，这两个的减少曲剧团，是邓县曲剧团和内乡县曲剧团，这两个曲剧团都是1985年在“一县一团”政策下撤消的，内乡县保留了宛梆剧团，撤消了曲剧团，而邓县由于是大县保留了豫剧和越调两个剧团，撤消了曲剧团。此外桐柏县曲剧团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停止活动。

从南阳下属县市曲剧团近二、三十年的情况来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撤消的一些剧团，是“计划经济”的牺牲品，而20世纪90年代直至今日的剧团，又成为“市场经济”的试验品。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尚未健全完善，文化体制改革又尚未尘埃落定，剧团体制改革的一系列后续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规划安排，处于夹缝之中的南阳地区县级曲剧团已经所存无几。对河南地方戏剧种一直非常关注的南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冯建志说，县级剧团是地方戏剧种艺术特色和艺术水平的代表，也是剧种传承的重要阵地，这话非常有道理。然而从目前南阳县级曲剧团的情况来看，作为河南曲剧重要流派的南阳曲剧，正面临非常严峻的生存考验。如此南阳市曲剧团也不得不改制，那么河南曲剧的南阳流派的命运就岌岌可危了。

笔者未到洛阳、汝州两地对曲剧剧团进行实地考察，只能从报刊资料及网络上查找有关情况进行了解，这种做法也许不甚精准，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笔者从网上查到的洛阳市的曲剧团，除洛阳市曲剧团外，还有洛阳青年曲剧团、洛阳牡丹曲剧团、洛阳市天方曲剧团、洛阳市小皇后曲剧团、洛阳市马小骐曲剧团、洛阳九都曲剧团、洛阳九都翠玲曲剧团等，其中不乏名家名角创建的剧团。而南阳市的业余剧团笔者只在网上查到南阳卧龙曲剧团。汝州市近年来对曲剧艺术非常重视，不但举办过两次曲剧艺术节（今年是第三次），还大力扶持业余曲剧团的发展，据《河南日报》报导，汝州市现有业余曲剧团82个，每年还组织农民演员赴各地交流演出，这对曲剧艺术的发展，对于提升汝州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力，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有人说戏曲艺术的发展需要有关领导的重视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否则戏曲只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听之任之、生死由之。河南曲剧在汝州与南阳两种迥然不同的现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