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人生——命中注定和戏剧结缘
毛毛：冀老师，您好，我是《丹江潮》杂志的专栏作家毛毛，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有人说，您的人生是为戏剧而生的，也有人说，有了您，秦腔复兴的路才能走下去。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一生对戏剧这样执着？
冀福记：说那话是别人的厚爱。我常想，人的一生有三运，命运、财运、官运，老天爷注定我的命就和戏剧分不开。我三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是外婆把我养大的。那时侯家里穷，我也是吃东家一碗饭，西家一块馍长大的。由于从小爱戏，12岁那一年的冬天，我就和两个小伙伴翻越秦岭到西安，想看看西安易俗社或三意社演的大戏，结果戏没看成，在西安流浪了几天，后来商洛剧团招演员，我就考上了。现在回过头来想，是商洛剧团给我提供了舞台、提供了机会，没有商洛剧团就没有我的今天，商洛剧团就是我的根。因为当年商洛的这些领导人对文化酷爱、对文化关心，所以才组建了商洛剧团。我们就是剧团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刚到剧团那会年龄很小，学的是全面的文化课，商洛地区的文化领导知道这个剧团的未来，所以就把剧团的学员当作多元化的艺术人才来培训。当时教我们的有京剧老师白小亭，他是很有名望的老前辈，还有高符中、杨振易老师以及咱们当地的花鼓老艺人，给我们系统的学习了秦腔、京剧、话剧、花鼓和道情，使我们这些学员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为什么能培养出我们这一代人呢？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能够把这些不同剧种的佼佼者聘请到商洛来，我们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商洛剧团成长起来的。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嘛，这也就是商洛戏剧文化能繁荣的最根本的原因。16岁那年，在商洛道情《一文钱》中演谭财，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出，那次的成功对我鼓励很大。后来又演出了《屠夫状元》、《六斤县长》、《状元与乞丐》、《春草闯堂》这些戏。尽管这些角色得到了大家很高的评价，但我始终觉得在尽自己的本职。
毛毛：进易俗社是不是您人生的一个转折？
冀福记：是，到易俗社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你想，西安易俗社是百年剧社，是世界三大剧社之一，在西安这么大的城市，在整个陕西文化系统，在几千人中能把咱选来担这个责任，当时也是诚惶诚恐。现在退休了，经常想起那些感人的事情。首先感谢家乡商洛的风土人情把咱抚养大。第二是感谢西安市委、市政府，我觉得要该知恩图报，当时我是商洛剧团团长，那边根本不放人，对咱还那样的器重。当时正好是汪锋到陕西来视察，汪锋对易俗社很关心，就说易俗社缺一个年富力强的、懂戏会管理又能写能演的人，考察来考察去，就把咱给物色上了。在咱之前易俗社的领导每两三年就换一个人，既然组织把咱调过来，那也是对咱的信任，咱就要好好干，对得起组织、对得起领导。秦腔过去一直是男的演小生，自从陈妙华这一代人起是女的来演，这是易俗社的特点，那么在我手里就为了给陈妙华寻找到两个比较好的女演员演女小生，就面向西北五省，为了选拔这个人才，把青海省还有长安县两个人才都引进来，还主动的把人家的爱人从部队都转业到西安。在人才引进上，不是人才给咱花钱，而是咱给人才付出，最后就是在我手里引进了将近三十到四十个业务骨干，现在都是团里的台柱子。人才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的事，在我手里我就提出来人才建设三个满意，第一个是观众满意，第二个是行家满意，第三个是领导满意。但人才的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上实际都存在着一个廉政的问题，这个廉政实际上就是两个字――清贫，而清贫就是心静，这是我的观点，心静你才能无忧无虑的干事。但是有时候也有困惑，我常常很体谅那些好人腐败，你想好官有腐败行为，因为他要吃要喝，儿女要上学，所以为啥现在这腐败行为没有办法遏制呢？实际上这是在改革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但是我自己不那样做。你比如说，当年美籍华人时培铮先生拿出400万翻修易俗老剧场，有很多人提出给我提成，但那事咱不能做，那钱咱不能要。我向市委申请派了一位老同志来管钱验货，我只管签字，别人开玩笑说你是在开玩笑，我说不是，因为社会上已经流行这种风气，你就是一个廉政人只要负责这个事情，最后都给你一个不廉政的结论。当时也没有想别的，就一心想把大剧院修成，专心搞我的艺术。你想想，搞艺术你就要心静，特别是对文艺创作，如果你的心灵很污秽，你咋能塑造出来高尚的艺术作品。人这一辈子要活得心安理得，不做亏心的事，要多行善事，人心地善良，老天爷就会把那好灵魂给你，这是我在道德经里学到的。要搞创作，你就要把那些边缘学科都要理解，像佛学、道学、易经、相声等等。要搞创作，你不接触它，遇到的事情你就成了门外汉，学习了这些知识，然后再回过头来做人做事，那感觉就不一样啦。
毛毛：您的人生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现在还能保持一种平和、豁达的心态？
冀福记：那一年回丹凤拍《六斤县长》的时候，在咱那花庙有一位写书法的老先生给每个演员都写字，当时我嫌“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事”这句话太长，所以最后就想了一句“人生难得弥勒笑”。老先生一听，高兴地一口气就给我写成了。从此以后凡事我都一笑了之，我觉得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用一个乐观的心态去待人、处世。
毛毛：退休以后，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冀福记：现在虽然退休了，偶尔也在一些影视剧中扮演一些角色，像《西游记》、《鲁迅与许广平》这些影视片，咱还要发挥余热嘛！现在我是西安剧协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这也是组织对咱的信任。虽然从职务上退了，但咱这共产党员不能退休，应该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尽的良知和责任。我这么说不是在喊高口号，我觉得，凡是自己能做的事情，咱都要尽心去做。
谈戏剧——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社会
毛毛：当年虽然在商洛剧团工作，但您创作的《秦俑魂》却首开全国秦俑题材戏剧创作的先河，当时为什么会做这么大的一个尝试？
冀福记：这要认识古老秦腔的价值。一个地区一个系统的负责人对地方戏剧特别钟爱，对秦腔有较深的感悟，就会给秦腔的繁荣发展带来福音。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有一次难忘的演出，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秦腔的价值，懂得了秦腔的价值，对秦腔事业的真正关怀，并不局限于管戏的和搞戏的人。当举世闻名的秦兵马俑出土后，1983年我首创的大型秦腔戏曲《秦俑魂》，由于我当时所在的商洛剧团是以演花鼓戏见长，所以当时就改用商洛花鼓进行排演。谁也没有料到，时任地委书记的白玉洁和主管文化的副专员赵喜民不约而同地提出用花鼓戏演《秦俑魂》不如用秦腔演，大秦俑人要用大秦之声才能达到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彰显兵马俑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境界。当时作为陕西最贫穷的商洛山区，财政极度困难，重新排练还要花钱。可是赵副专员对全团的同志们讲，兵马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在表现秦俑这一重大体裁方面我们要跨越地域，要从艺术的高度来考虑，只有秦腔真正才能和秦俑匹配。我们商洛剧团的秦腔水平不如省上的大团，但是我们既然要推出秦俑，是期望省上的大团能推出更高水平的《秦俑魂》。放弃花鼓重新排练秦腔，对我们这个穷地区来讲，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我们有地委的关怀，有白书记的支持，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把《秦俑魂》展现在世人面前。当赵副专员说到这里时，白书记用他那自信而微笑的语气说，同志们尽管放心，虽然我们是个穷地区，但是为了这部戏，就算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把戏排出来。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抛砖引玉，我们要让文化艺术界知道，用秦腔的手法表现秦俑，商洛剧团还是第一个。1983年的秋天，在西安市首次演出的大型秦腔《秦俑魂》轰动了古城，中外观众争相观看，但由于经费的原因，仅仅只演了一场，我们就带着古城观众的留恋返回了商洛。随后与西安歌剧院合作，又把它改成舞剧，在全国演出了几百场，还出访了十几个国家。
毛毛：所以当时人们评价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是您第一个将兵马俑搬上了艺术殿堂。
冀福记：那是人们过奖了，我只是做了一名戏剧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当年《秦俑魂》演出成功后，贺敬之先生专门派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著名词作家乔羽，原中国剧协副主席、剧作家晏甬，作曲家陈紫、吕远、歌剧团团长于夫，编剧惠延宏等六个人，从北京到商洛来看戏。后来又邀请我到北京在中国歌剧舞剧院工作了两年，把原来的商洛花鼓戏《秦俑魂》改成了歌剧。西安歌舞团也派了四个人到商洛，我们又把《秦俑魂》改成了舞剧，到现在，舞剧《秦俑魂》已经演出了1000多场，出访过十几个国家，成为西安市歌舞团的看家节目。
毛毛：《李陵碑》也是您的一部成功作品。
冀福记：《李陵碑》这个戏我们也连演100多场，它为啥这么受欢迎呢？因为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咱们对海外那些华侨，好多人在观念上认为那是敌对分子，那我就想怎么能够把人们的这种观念转变过来。这些华侨到西安吃羊肉泡，看易俗社看秦腔，他们都很善良，不是像人们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能不能用戏剧的手法来表现华侨那种爱国的情怀，所以就有了《李陵碑》。随后国外的演艺公司到西安来选戏，20部戏看了19台都摇头，最后介绍说易俗社还有一部《李陵碑》，人家就来看，看后当时经理拍板就要这个戏。当时就商谈起点是24场，一场的费用是3000美金。后来因为国际局势发生变化就没有演成，很遗憾。
毛毛：2004年，您创作的中国原创歌剧《杨贵妃》轰动日本，这也是您在中国原创歌剧方面的一次大的尝试？
冀福记：是的，歌剧是西方的，而原创歌剧，必须是那种民族的、大气魄的、气势恢弘的那种作品。就像我在日本，他们就很奇怪，《秦俑魂》应该是北京、西安的，你这样一个贫瘠的山区，人口不到10万，怎么能到你的头上去呢？歌剧《杨贵妃》也一样，这个歌剧人家在北京招标一年多，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最后就把《秦俑魂》拿给人家看。其实杨贵妃在兴平的坟是个衣冠冢，里面没有人，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谜，这也正好给艺术家开辟了一个创作的一个新天地。《杨贵妃》轰动日本，让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刮目相看。日本著名艺术家栗原小卷说：“歌剧《杨贵妃》是中日两国艺术家圆了东方人的一个梦，一个甜美的歌剧梦!”。在日本演出谢幕时，我国驻日本大使王毅感慨地握着我的手说：“冀先生，您把一个浪漫的传说，创作成一部大歌剧，唯有歌剧不受语言的影响。日本朋友看懂了这部剧是增进中日友好的！让日本朋友通过艺术了解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日两国只有相互学习，和睦往来，才能使两个国家繁荣和强大。我在台下，当看到剧中的日本朋友用中文演唱的情景，全场沸腾了，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现。所以我觉得，世界上有些大事情，不是咱商洛人干不了，如果有机会，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同样会干得很好。
毛毛：您的许多作品都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这是否和你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教育有关？
冀福记：政治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我觉得政治是社会责任心、民族责任感的另一个发挥，这是我的认识。你有这个，你才可能在你的作品里面塑造张扬人民所希望的那种真善美，你才可能去鞭挞那些假恶丑的东西。比如现在那些国外的大片，那思想性都非常明确，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日本的，都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当然咱们也一样。只有你的政治觉悟高、民族责任心强、使命感强了，你才可能在你的灵魂里迸发出那种张扬民族精神的精品。假若我们没有责任感，没有艺术家的良知，那就不可能产生《屠夫状元》。为啥呢？因为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他爸他妈把他养大的，我八九岁就进剧团了，是剧团把你养大了，咱都是有良心的，所以演起戏来的感觉就和别人不一样，咱好好演，那是一种报恩。从事艺术工作的人，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责任心，放大一点说就是民族的忧患意识，这样才能唤起你的良知，用你的艺术的手段，让人民来觉醒和响应，让人们来向往美好的、真善美的东西。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有一种良知和责任感，应该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崛起去着想，这个东西说小一点就是一个团一个地区一个单位，说大一点就是整个国家。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就要用自己的作品来回报社会。像前几年，郭秀明的事迹相当感人，我和军友我们俩半个月就把本子写出来啦，然后排练了11天，在大剧院一口气演了130场，轰动社会，后来又演了300多场，中央电视台都做了报道。我觉得当今社会奔小康靠谁呢？就靠的是像郭秀明这样的共产党人。
毛毛：在这个多元化的的社会，您觉得秦腔怎样才能走出低谷？
冀福记：建国以来，主持西北乃至陕西工作的那些老一辈的领导人习仲勋、宋平、赵寿山、张德生、马文瑞等，都具有共同的爱好，喜爱秦腔并深刻了解秦腔艺术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他们以民族瑰宝的视觉，完整的保留了世界三大演艺团体之一的“陕西易俗社”，后改为“西安易俗社”。由于他们深层了解地方戏的价值和易俗社的贡献，在解放后将所有旧戏班社取缔时，他们向中央申请保留中国唯一的戏曲剧社“西安易俗社”，所以能被中央批准。在1951年7月13日，庆祝易俗社保留并作为国营艺术团体的大会上，作为当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走进会场，看到悬挂的横幅写“热烈欢迎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易俗社"的字样时，他驻足在这副标语前回味着它的内涵，默默地念着“接管”两个字。他笑着说：易俗社就是个戏曲团体，是整天在舞台上演戏的，高台教化，由于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性，虽然演过一些不好的戏，但也演过不少有历史知识和教育意义的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它不属于反动团体，对这样一个戏曲团体，不能实行“接管”，而应该是“接办”为好。我们现在回味习老话，还让我们很感动。五十年代，我们的两部秦腔电影艺术片《火焰驹》和《三滴血》走向海内外，秦腔让海内外了解到了中国戏曲和中华文化的厚重与博大。
2004年福建电视台来陕西拍摄一部专题片叫《习仲勋与秦腔》，当时我是易俗社社长，自然很荣幸配合他们来易俗社拍摄，工作中我问这些年轻的人，你们远在福建，怎么想到拍摄习老爱秦腔爱易俗社的事情呢？他们给我说：习近平省长在我们福建工作期间，对文化事业很支持，在调离福建前，又把他掌握的省长基金，给了我们文化系统，后来习省长调离后，我们就拍这部专题片来感谢习省长对文化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来剧院社观看演出并提词“古调独弹”。1996年文化部举办“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活动，邀请秦腔、昆剧、汉剧赴京演出，当秦腔在北京吉祥剧院演出开始时，天幕上呈现出鲁迅先生的提词“古调独弹”时，台下掌声如雷。第二天座谈会上，原中国剧协主席张庚深切的说：鲁迅先生给易俗社提词的“古调独弹”，不仅是给秦腔而是给我们整个中国戏剧界提出的要求和期望。正是有了这些老同志对秦腔艺术深刻认识，才使我更加珍惜在易俗社的学习和工作，与其说从易俗社退休了，不如说从秦腔正宗的易俗学府毕业了。
近些年，秦腔在受众的欢迎程度上就不及豫剧、川剧、越剧和黄梅戏。为什么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精品剧目。前几年秦腔“四大名旦”晋京演出获得成功，这说明秦腔后继有人，但是现在唯一缺少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的优秀剧本，使得我们这些年轻的优秀演员缺少在全国巡演的机会和勇气，这直接制约着秦腔的发展。所以，秦腔要走出困境，走出低谷，需要一批懂音乐、懂创作和懂市场的专业人才。为了传播戏曲知识，在易俗社那会，我每星期一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做戏曲讲座，叫《老冀说戏》，一共播出了200多期节目。作为戏剧工作者，我们要担负起重新振兴秦腔的历史重任。雅俗共赏的大秦之腔，需要传承，需要发展，更需要认识它的文化价值，才能古调独弹出时代的大秦声韵。
谈易俗社——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
毛毛：1986年组织上把您调到西安易俗社当社长，当时对您来说，是惊喜还是挑战？
冀福记：当时既是惊喜又是挑战，惊喜的是我能到我向往的易俗社来学习，但同时心里更多的是压力。当时那个压力大呀！你想想，易俗社是百年剧社，当年范紫东、吕南仲等老前辈都曾担任过易俗社的领导，现在把这个接力棒交到咱手里，咱如何才能把这个百年剧社办好，使它能够发扬光大，显然这个压力就不是一般的压力。
毛毛：听说当时易俗社的情况不好？
冀福记：是很不好。当时整个戏剧界都处在低谷，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职工的工资从80%后来到70%，最后到40%，全社300多口人一年就得二三百万，这些钱从哪里来？现状就是这样，但作为易俗社的当家人，就逼得你必须想办法，找出路，必须让社里的几百口人有饭吃。我就想，能不能把古老的秦腔与市场接轨？除此之外，我们无路可走。我记得当时社里有一部吉普车，为了省养路费和油费，我们领导都不坐车了，就把车租出去，这样租赁费一年还能养活一两个人，我们平时出门办事就骑自行车和坐公交车。为了节省花费，办公电话使用一号四机。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戏剧的市场不好，但为了生存，我们还坚持“假日演出”，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三天都演出，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十几年，终于挺过来了，熬出头了。刚开始也是赔本演，但为什么还要演呢？我觉得西安是十三王朝的古都，“秦都”就要有“秦腔”的声音，这样一来，一是满足了外地人来西安看秦腔的需求，满足了他们的旅游需求；二是给年青人提供了在舞台上演出的机会，易俗社的年轻人多，要多给他们创造舞台演出的实践，这对年轻人的成长很重要。后来《中国文化报》给我写了一篇不向影视让路敢于去竞争的文章，说西安易俗社敢于直面竞争，占领都市剧场，不向影视让路，在全国就咱这一家，现在看来这条路是走对了，起码这一点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应该做、值得做的事。后来，又引进资金400万元，在我手里把易俗大剧院建成了，还盖了办公楼和住宅楼，解决了职工的住房问题。困难虽然多，但我想既然组织上把你派来了，你就得担负着这些困难，当时我就抓了三大建设，一个是硬件环境建设，一个是人才建设，一个是剧目建设，这也是我在任这20年里让我觉得比较自豪的一点。
毛毛：所以说，你对于秦腔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秦腔成功地推向市场，从而成功地撑起了“秦腔复兴”的旗帜。
冀福记：不敢不敢，在易俗社工作了18年的确是酸甜苦辣都尝过。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古老的剧团，我们后人要传承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必须搞好它的人才建设。因为人才是关键，只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才能使这个百年剧社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另外环境建设也很重要，15年前，那个时候全社会都在流行“下海”，好多文化单位都把自己的门面房和大剧院搞成商品房了，但我们为啥不这样做？我就在想，易俗社的价值是什么？我想10年、20年以后，西安这座旅游城市，除了给人们展示的是高层林立的楼房以外，可能就只留下钟楼、鼓楼和易俗老剧场了。所以我们要把易俗社完美的保留下来，把这个老祖先留给我们的的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保存好、继承好，把它留给我们的后人。
毛毛：现在是不是还很怀念在易俗社的那些日子？
冀福记：对，特别怀念，尤其是院里的那一棵海棠树，原来的那株长了几十年已经枯死了，后来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从南郊的植物园找到了一棵。为什么呢？因为海棠花就是我们易俗社的社花，是易俗社的精神之树，我们是希望易俗社的艺术生命长存，艺术之树常青。我觉得，自己在易俗社呆的这十几年还算可以，首先是上级领导的关心，其次是同志们的信任。人常说日久见人心，个人能力不是个大问题，做人一定要真诚、善良，用我自己的话说，反面的东西正面对待，正面的东西更要正面对待。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你人心还不错，可能是因为这一点大家才能和你凝聚在一块儿，共同度过易俗社最艰难的时刻。
易俗社这18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段落，我在这体会生活，在这里和大家在一起，对自己也是个提高，也是个积累。后面的事情，我觉得不管是创作还是影视，还有自己的其他事情，我还要继续往前走。我个人讲有句话叫：“事会说话”，自己在易俗社这18年做了哪些事儿？时间长了，那些事会给咱自己说话的，它会做出个公证的评论，就个人来讲，我做事的态度，就是尽职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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