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故事》来沪演出,看过之后,总想说些什么,却想不到从何说起。直到脑海中浮现一个意象:一位剧作家在真实的私秘人性话语与虚假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荡秋千,荡得很尴尬。再想:在当今的戏剧体制下,大多数编剧不得不从人性的一端荡到教化的一端,实现某种“飞跃”。

因此,坐在剧场里,心情也十分尴尬,一会儿泪水滂沱,一会儿脊梁骨发麻。

《西京故事》很难得呈现了农民工的某些真实处境,把笔深深地扎入主人公的内心,罗甲成不是《朝阳沟》里栓保式的好孩子,而是个心理有缺陷的“变态”(罗天福语),与他自卑狂暴的性格相比,房东的儿子反而更可爱些,起码不可能拿起棍子打人。罗天福更不是《白毛女》里受苦受难的农民阶级代表杨白劳,他就是个为了孩子敢付出敢撒谎的普通百姓,真诚质朴而不失狡猾,命运跌入低谷时不喊政治口号,而是真真切切地挑起饼担撞汽车。真实地情感撕裂才会产生真实的剧场共鸣,一个卑微的小人物痛苦地跌倒后爬起来,身影才会真正地伟岸,也使剧本品格扎扎实实地通向崇高。

我被那道扑面而来的浑厚气势撼动了,罗天福的西京梦,三起三落,一次次地被狠狠击碎,他一次次地把流血的心拾起来重组,其背后耸立着黄土高原上粗犷不屈的旺盛生命力。听着主题旋律,想起儿时听河北梆子所感触到的大气苍凉,不禁心旌波啦啦地翻腾。

至于这个剧本,却是头绪冗杂,戏剧场面编排得很不合理。罗甲成离家出走,心肠极硬,他爹的心境为此跌入低谷,跌一次就够了,但是罗天福在大街上唱了一大段表达绝望,又在找回儿子之后唱了一大段表示绝望,有重复之嫌,最后没有把儿子有善良本性唱出来,反而是东方老人一封信把罗甲成感动了,仿佛罗甲成的良知是被东方老人的笔墨点出来的,或被他爹的一跪吓出来的。

罗甲成的姐姐和罗天福是同一性格,没有自己独特的性格表现,她勤工俭学所受的苦可以略写,让观众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后面的父子冲突之中。

农民工与城里人的矛盾写得淋漓尽致,但如何精彩地化解矛盾?遗憾地是,最后一场房东家着火设计得很拙劣,一场莫明其妙的大火(尽管前面有“火花”铺垫),莫明其妙地烧了房东的房子,偏偏没有烧农民工的房子,房东儿子偏偏陷入火中,偏偏是他的冤家对头罗甲成救他出来,那么大的火(其它农民工根本冲不进去),罗甲成偏偏没有受伤,最终皆大欢喜。教人十分得不可信,乃至房东老婆向农民工们下跪,就显得非常做作乃至让我反感。

乐乐呵呵的罗天福找到了西京梦,乐乐呵呵地回家去了,却留下一个尴尬的问题:这个“美好”的结局难道不是个虚幻的梦?农民工进城的一条艰辛复杂之路,被痛痛快快地撕开了一半,另一半呢?——我是指,罗甲成若考不上硕博连读,罗甲秀若不是突然找到一份工作,罗天福难道要打一辈子饼?

我还是喜欢那些电影,比如《背鸭子的男孩》,比如《天水围的夜与雾》,可能我的口味偏于残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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