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评弹群星谱》所想到的

吴宗锡的《评弹群星谱》一出引来众多评论。作为一个年逾八旬老人、一个曾执掌上海评弹界兴衰数十年的大佬，在喜获官方“终身成就奖”之时又受此围观誉毁顿起也属正常，总算暮年不寞了。

笔者对吴先生的经历早就钦佩于怀，试想一个在“旧社会”受教于教会学校，钟情于西学，陶醉于白话诗歌的青年，竟突然受命去管理一个“土里土气”充满市民情结的艺人团体，由不懂到懂，由外行到内行直至执评弹理论之牛耳，岂是寻常之人、寻常之事？再说上世纪60年代这个原属市井文化的评弹已跨上了一个台阶融入了当时的都市文化，说其在海派文化中光华璀璨并不为过。何况，当年笔者在企业、团体所遇到的竟大多是“目只识丁”的李云龙式人物在指点进退，相对比较，岂不感概？

当年上海评弹的辉煌有目共睹，整理旧书、精品迭出、流派纷呈、新人涌现，更让人刮目的是大幅度扩大了听众面并改变了听众结构，变原先“遗老遗少”的消遣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原来的市井文化成了知识界及青年学生的锺爱和时尚。只要看到在文化广场的演唱会成千上万听众的涌入，其中青年人竟占绝大多数，不禁浩叹这市场繁荣，同时更会欣喜展望评弹发展的宏大空间。这样的繁荣当然有其时代原因和社会原因，同时与艺人的努力和推手的审时度势密不可分。

但也无可讳言，在这繁荣发展期间始终呈现和隐藏着消极面甚至破坏因素。如“割尾巴”绝对化；将演出当宣传工具，并以“轻骑兵”自许夸大评弹的“政治优势”；重唱轻说已见端倪，更有甚者将怪腔怪调作为新生事物，某曲调流派在某阶段竟有评歌趋向；在艺术上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有偏颇判定，“严派”遭贬，张鉴庭的官方评价在文革后还未回到应有的高度上；在国家团与非国家团之间形成无形鸿沟，有违公平竞争；长篇越说越短，中篇快餐化，热衷于会书、演唱会，虽瑕瑜同存但却悄悄异化了评弹的形式和精髓。这些消极面的发生主要来自大环境和大政策，板子不能打在个别人身上。但要问的是作为一个政策推手或执行者在彼时彼刻是如何认识的呢？是众人皆醉吾独醒，还是泥沙俱下人云亦云，甚至变本加厉？在数十年之后的现今，当年的掌门人在浩劫中也历尽沧桑，不知此时此刻有否幡然的认识和思考。看来写些老套的《走进评弹》和《评弹群星谱》，定格在“终身成就奖”是不够的。谱星之人更应为自身谱一首安魂曲。

此时让我想起了周扬，文革前做了数十年（从延安时代起）的文艺管家，文革中倍受折磨，文革后大彻大悟，终于“放下鞭子”立地成佛。吴先生当年其实是小范围的“周扬”，不同的是文革后不仅官复原职还“加封进爵”，不知也有周扬一样心肠么？

记得鲁迅在电影上看到黑奴在遭受同是黑人的管家鞭打时说：同是黑人其实只隔着一张纸，这张纸却分清了奴隶和奴才。周扬终于捅破了这张纸，得到了众人的谅解和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