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光明日报”上刊载“上海音乐学院”写的大批判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奏起了帝王将相的黄色音乐九宫大成”这就是现在的音乐院校长期为西方培养音乐人才，对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丝毫不了解的结果。
昆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现在不少人都来接触昆曲，研究昆曲了。他们从各个角度研究，有人发表“新见”：如昆曲只有“十三个半”乐汇；武俊达先生分析说，《长生殿·弹词》后面的【九转货郎儿】乐汇，在前面第一支曲子【一枝花】中已全部出现了。（《音乐研究》1984年1期《试谈我国戏曲音乐体制》），张泽伦先生讲，“牌子体（曲牌体”）音乐，是音乐素材的堆砌。
昆曲，真的如某些人所了解的，曲牌连缀的“联曲体”是“多音乐主题”的结构形式？
他们这些人的“根底”已经“西化”了，处处都拿西洋音乐的标准来衡量昆曲。我们知道，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音乐艺术，都有它们各自的特殊规律。我们整理古代传统音乐的时候，难道我们也可以把流传了六百多年源远流长的昆曲音乐，按照西方乐理所示的规律，把古代音乐修改成西式昆曲古乐吗？
昆曲，事实上不是西方的“主题音乐”，昆曲“传统作曲法”不用西方的“主题发展法”。他们是一句定江山，整首曲子都是根据这一句衍生、发展、变化出来的。那么所谓的“主腔”，既然不是曲调的“主导动机”，那究竟是什么腔格？
这个问题，早在二十年代，就被王光祈先生发现了；他早期在德国研究音乐学时，写的《论中国古典歌剧》（有人译为《昆曲研究》当初曾在日内瓦以德文出版，这篇博士论文，早已高瞻远瞩的指出，“这种古典戏曲（昆曲）的特点是”声韵音乐“，即把音乐建立在唱词的声韵之上。……因为中国歌曲（昆曲）由于其单个字的声调，就足以表现出一种旋律线的形式，所以作曲者只需将歌词的自然韵律写进乐谱里就行了”。
外国人讲，方块字的汉语很神秘；我们说：“语言就是文化传统，因为每一种语言后面都是有根的。一个民族的丧失，就意味着这个民族文明的终结”。
《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讲：中国古代语言精炼和含蓄，读中国书，给人以舒松之感，因为它使你脱出了“字母文字”的牢笼，而进入一个晶莹明澈的“表意文字”的天地。
西洋的语言是一种“节奏性”的语言，以音节的轻重，为字的构成的基本原则，我国的汉语是一种“旋律性”的语言，是单音节独立成义的，以音的长短，抑扬（即四声）区别单字的意义和读音，而字与字之间又有抑扬、顿挫以划分其辞汇，故无论古文、今文均易吟诵成腔。因此西方音乐与东方音乐乐音形成的原则存在明显的差异。
西方古代诗是不押韵的。而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公元前1000年到500年）就已是押韵的了。汉字的妙处在于声韵、对偶，其乐无穷。
《诗经》除了押韵，还用宫调，《诗经》小雅鹿鸣，等（皆有深奥的乐律（宫调）体系）；用黄钟清宫（俗呼为正宫调）国风诗谱，关雎，鹊巢等皆用无射清商（俗呼为越调）。宫调和曲牌是隶属关系。宫调是曲牌按声情，声腔等大约相同的一种大致分类，昆曲曲牌来源复杂，分别来自唐宋词牌，唐宋大曲，金元诸宫调，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等。历代文学精华，诗经，楚辞，秦汉乐府，汉魏古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这些智慧结晶，叫“声诗”，都是音乐文化。
昆曲是“活着的古典音乐”，是高层次的文人音乐，实际上是古诗词的音乐化，经文人加工后，是空闲时用来自娱的；明代魏良辅以前，昆曲主要是清曲，从清曲变成剧曲（《浣纱记》）后，艺人们创造了许多身段，用肢体的各种动作，来图解昆曲，帮助平民理解昆曲。
昆曲的“填词”（编剧），“谱曲”（作曲），讲究声韵，即把“音乐建立在唱词的声韵之上”，王光祈把昆曲称为“声韵音乐”，并且说，这是昆曲的特点；昆曲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声腔，讲究声韵，很大程度上，实在是出于用旧曲歌新词之故。如，唐代诗人李白，为《清平调》旧曲，写新词，“命李龟年度成新谱”使清平调旧曲变新曲。
《九宫大成》其实是一部工具书；收集了人类累积而来的文化遗产，四千四百六十六个曲牌（其中包括异体）的范例，这些曲牌就是由骨干音谱形成的，它可以适应不同的唱词，可以变化。高明的艺人，遇到不同的词，他都能应付亦即“创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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