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青春版《牡丹亭》自首演以来已经走过了八年,即将迎来第200场纪念演出。用白先勇自己的话来说,“抗战也不过八年。”

“让他们进来,坐不下,坐地上也行。”白先勇扬着手,热情地招呼读者,就好像在招呼自己家的客人。前天晚上,北京青年读书沙龙现场北京师范大学400人的讲堂塞得满满当当。

有为昆曲来的,也有为心目中经典的“台北人”来的,提问也是五花八门,热情洋溢。“白老师,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河南豫剧,有没有时间也帮忙推广一下?”现场一阵爆笑,“哎呀,我很喜欢听,可是昆曲已经忙得人仰马翻了。”有的读者则带着他的全套书而来,“有没有机会再看到你的新作?”“这些年欠了很多文债,读者一直在等,一定会等到的。”有的则直接喊起了,“白老师,来一段。”“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唱昆曲。”

谈到他的正在写作的“白崇禧传”,他说:“整个民国史我父亲都牵涉在里头,所以这本书很难写。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停了片刻,“历史,很多很多,是偶然的。”他淡淡地说,留下大段大段的静默。

■时隔39年回上海,因昆曲请客居然请到自家老房子里

白先勇与昆曲的缘分早在他幼时就结下了,那个故事广为流传。那年,他9岁,在上海跟着家人去美琪大戏院看梅兰芳、俞振飞的《游园惊梦》。1987年,白先勇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那是他39后首次重返上海,本来都要走了,最后两天,听说上海昆剧团蔡正仁和华文漪主演的最后一场《长生殿》正在上演,“我以为‘文革’完了昆曲没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大戏,看完后,哎呀,震撼,感动。”说到这里,他双手击掌,仿佛又回到了现场。

那天,白先勇就像一个小粉丝一样偷偷溜到后台,兴致一上来,他说要请大家吃饭。那时,上海的饭馆还不多,由于临时起意,全都客满,突然不知道谁提议去“越友餐厅”,“我当时一听,不动声色,他们也不点破。”他说,“那家餐厅在汾阳路150号,就是我们以前在上海住的老房子。”全场一阵惊叹,“时隔39年回来,请客居然就请到自己家里去了,餐厅就是我们从前的小客厅,真是游园惊梦了。”

那晚,白先勇喝了两瓶绍兴酒,如梦似幻,悲喜交集,“说不出来那个感想,感触太多,比戏还像戏。 ”白先勇说,“你说这个人生,大概那时我已经发了愿,所以佛家讲不好乱起因乱动念,这个愿一发便不可收拾。”

后来就有了青春版《牡丹亭》,“难怪昆曲也叫水磨调,磨死人的!排完这出戏我对昆曲也增进了12万分的敬意。”白先勇叹道。这出戏的成功,缘于发动了内地及港、澳、台地区一流的艺术家,他们都在当义工,董阳孜的书法一幅上百万台币,白先勇让她写了50幅,“没有文人雅士的参与,昆曲很难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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