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看扬昆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昆曲，自万历年间流传到扬州之后，已近四百年。由韦明铧、朱韫慧编著的《空谷生幽兰：扬州昆曲艺术》，全方位地解密昆曲在扬州的发展史。

牡丹亭下少女魂

走进苏唱街，就仿佛听到了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声声吴歈。那是康乾年间聚集在这里的昆曲艺人发出的美妙歌声。

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昆曲传入扬州，并为扬州人广泛接受。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在作者生前已风行于扬州，并产生了扬州少女金凤钿因爱读《牡丹亭》而殉情的动人故事，表明昆曲在明代扬州已深入人心。清初有一个扬州盐商为演出洪昇的《长生殿》，花了十六万两银子置办服装道具。另一个扬州盐商为了演出孔尚任的《桃花扇》，花了四十万两银子购买行头。《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都是昆曲的代表作。

从清代康熙到乾隆年间，昆曲在扬州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此时扬州昆曲的演出水平，为全国之冠。两淮盐商蓄养的老徐班、老黄班、老张班、老汪班、老程班、大洪班、老江班，被称为“扬州七大内班”，几乎囊括了昆曲界的精英人物。七大内班之外，扬州还有著名的女子昆班双清班。有野史记载，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曾经观看过双清班的演出。除了专业戏班，扬州还有许多业余戏班，称为串班，如王家串班、邵伯串班等。因此，陆萼庭先生《昆剧演出史稿》认为扬州在清代中叶几乎成了昆剧的第二故乡，实不为过。

从清代后期至今，昆曲全面衰落但在扬州仍然得到坚守。清中叶后，“花雅之争”的结局是花部全胜而雅部惨败，昆曲演出全面滑坡。但在扬州，昆曲并未销声匿迹。它以两种方式在扬城顽强地延续着它的艺术生命。一是在青楼中，由那些浓妆艳抹的歌姬们口传心授，并以清唱作为卖笑谋生的手段；二是在文人中，以父子或师生的形式薪火相传，并以雅集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遣。

进入民国之后，扬州的曲家开始结社，以便切磋技艺，提高水平。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绿杨城里名角多

昆曲和扬州的关系，不仅在于有悠久的传播历史和众多的演唱班社，还在于扬州的昆曲似乎有扬州化的倾向，一般称之为“扬昆”。

“扬昆”的意义，其实有两种理解。一是指昆曲在扬州的流传史，如果“扬昆”的意思指此，则学术界应该没有争议；二是指扬州化了的昆曲，如果“扬昆”的意思指此，则学术界可能会有争议。实际上，真正有学术讨论价值的“扬昆”，应该是指昆曲的扬州化，或者扬州化了的昆曲。

问题在于，昆曲究竟有没有扬州化？在多大程度上扬州化了？或者说，昆曲在扬州的流传过程中，有没有打上扬州的烙印？

昆曲最初的扬州化是不自觉的。昆曲的标准，历来崇尚“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即以苏州唱法为圭臬。万历时扬州汪季玄家的昆班优伶，装扮和演唱都接近于苏州，唯有语音不如苏州纯正。明人潘之恒《亘史》对扬州汪家昆伶的评价是：“浓淡烦简，折中合度，所未能胜吴语者，一间耳。”也就是说，扬州昆班和苏州昆班比较起来，在化妆、调度方面都合乎标准，唯独在语音方面，和苏州发音还差那么一点儿。这种差别当然不是故意的创新，而是不能达到规范的缺憾，故云“未能胜吴语”。但不管怎样，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昆曲北渡扬州后，产生一些声腔的变异是可能的。

清代中叶的扬州昆曲，倒是出现了林林总总的流派，如表演方面有董派、钱派、陈派、张派、马派等，清唱方面有刘派、蒋派、沈派等。

关于表演方面的流派，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写道：“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彩毫记》吟诗脱靴一出，风流横溢，化工之技。董美臣亚于云九，授其徒张维尚，谓之‘董派’。”“二面钱云从，江湖十八本无出不习。今之二面，皆宗‘钱派’。”董美臣、钱云从、陈云九等昆伶，都来自苏州，他们流派的形成是否受了扬州地域文化的影响，难以论断。

关于清唱方面的流派，《扬州画舫录》卷十一写道：“扬州刘鲁瞻工小喉咙，为刘派，兼工吹笛。”“大喉咙以蒋铁琴、沈苕湄二人为最，为蒋、沈二派。”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昆山腔清唱活动不仅有助于昆腔的普及，而且也推动了唱腔的演进，丰富了演唱的流派。乾隆时，扬州有刘鲁瞻、蒋铁琴、沈苕湄三派，在苏州则有名曲家叶堂和他的弟子钮时玉。也就是说，清代中叶扬州昆曲清唱的流派有三家，超过了苏州的两家。要注意的是，当时的扬州昆曲，是奉苏州为正宗的。扬州的刘派、蒋派、沈派，也一定是正宗昆曲规范之中的个人流派，而难以被称为“扬昆”。“扬昆”之意义，不在于个人独特风格的建立，而在于地方总体风格的形成。

晚清的扬州歌姬，几乎重蹈明末扬州昆伶的覆辙，她们因为方言等原因，而不能尽宗吴门。晚清芬利它行者在《竹西花事小录》里对“工昆山曲子”的扬州歌姬的评论是：“即有名工，亦非昆山本色。分刌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广陵，竟嗟绝调。”意思很明显，即使是最有名的扬州歌姬，“亦非昆山本色”，而“分刌合度，良非易言”。换言之，扬州歌姬达不到正宗昆曲的水平，非不为也，是不能也。直至晚清为止，扬州昆曲都以正宗昆曲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昆山曲子乡土化

到了民国时代，昆曲的扬州化才从不自觉转化为自觉，从贬义转化为褒义。近人耿鉴庭先生在《扬州昆曲丛谈》中说：“扬州昆曲，其中有一些剧目，行内称之为‘扬昆’，与‘苏昆’、‘京昆’等的含义相同，是以昆曲为主，加入一些地方的念白，采取一些地方典故演出。”据说最初是从经济效益出发，在整个演出中插进一句扬州白，意在能让扬州人听懂。因为苏州白扬州人听不惯，观众少，改一点扬州白，就为大家所欢迎。尤其是插科打诨，夹几句乡土话，可逗得观众大笑。正因为如此，内容就不免会有点俚俗。后来，扬州昆曲家们还打算整理出一套《扬州昆曲》，这都是他们自觉彰显昆曲的扬州化的行为。看得出来，耿鉴庭先生所说的“扬昆”，主要是指：一，剧中点缀扬州方言；二，剧中含有扬州典故。三，对于剧本的适当删削；四，对于表演的灵活处理。

因此，昆曲扬州化的意义实有两端：一是褒义的，赞美扬州的昆曲有自己的独创之处；一是贬义的，批评扬州的昆曲与苏州的昆曲相比并不正宗。大抵从明末到清末，扬州昆曲都是以吴门唱口为准则和法度，因而凡是说扬州唱法不同于苏州唱法的，大抵属于贬义。直到民国年间，这种情况才发生逆转。民国的扬州昆曲家不但不以昆曲的扬州化为憾，反而每以“扬昆”自豪。他们在尊重昆曲基本规范的前提下，尝试增加方言、删节剧本、改变表演程式甚至变革原有唱腔，以适应扬州观众的需要，从中获得新的审美愉悦。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也是社会风气使然。民国时代，风气开通，国门开放，艺术没有禁锢，戏曲提倡流派，谁都可以施展腿脚，各张一帜，因此各地昆曲也不再只宗吴门。

众说纷纭看扬昆

“扬昆”是一个不太确定的概念，也是一个易被曲解的概念。关于“扬昆”之见解，持之有据的有如下数家：

耿鉴庭说：耿鉴庭在《扬州昆曲丛谈》中认为，“扬昆”乃是扬州昆曲界行内的叫法，与“苏昆”、“京昆”等含义相同，是以昆曲为主，加入一些地方的念白，采取一些地方的典故，所进行的演出。最初是从经济效益出发，在整个演出中插进几句扬州土话，意在能让扬州人听懂。因为苏州白扬州人听不惯，观众少，改一点扬州白就为大家所欢迎。按耿鉴庭所说，“扬昆”的意思主要是指在昆剧中使用扬州方言和扬州典故。耿鉴庭还认为，表演中的急中生智也算是“扬昆”的特点之一。

韦明铧说：早在1988年，韦明铧在《漫话扬昆》中提出，“扬昆”应该就是指扬州化了的昆曲，也就是说，“扬昆”如在唱腔、道白、表演、剧目等方面都有独创之处，便可成立。然而这些因素是否具备，尚待研究。《绣襦记·教歌》中的阿二、《儿孙福·势僧》中的和尚、《红梨记·醉皂》中的陆凤萱，都说扬州白，即扬州方言。郑振铎先生在《大众语文学的“遗产”》里说，在文学里使用大众语或是地方的方言是一种自然的趋势。屠隆的《修文记》，除了苏州白之外，还用到扬州白等方言。扬州方言在昆剧中的使用，说明昆剧在道白上留下了扬州化的痕迹。另外在音乐与表演方面，也有史可征。

吴新雷说：吴新雷在《扬州昆班曲社考》中认为，明清两代，扬州的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使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的特殊声势。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园公演了五个多月，实力惊人。此外,扬州又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的曲社仍一脉相承。这是扬州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突出表现。吴新雷对扬州的昆曲研究有素，在他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辞典》里，列出了“南昆”、“北昆”、“京昆”、“川昆”、“滇昆”、“徽昆”、“苏昆”等条目，但无“扬昆”条目。只是在“苏昆”条目中提到一句：“今人曾提‘扬昆’之说，但有争议。”吴新雷认为，“扬昆”应包含在“苏昆”之中。

明光说：学者明光在《扬州戏剧文化史论》中认为，“扬昆”是扬州地区戏剧理论界久已思考的问题。“从‘扬昆’的提出来看，韦明铧、耿鉴庭的论述都是从昆剧内部分支、地域流派的角度来考察的，也即抓住昆曲的扬州化特征来立论”。他赞同韦氏、耿氏的基本立场：“很清楚，‘扬昆’之说，自是立足于形成了区别于苏州正宗昆剧、并具有扬州地方色彩的艺术个性而言。否则，以扬州昆曲在昆剧史的地位，早已成立，何用立挺，又何来争议？”

“扬昆”是一个没有最终论定的话题。基于一切结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和正常的逻辑思维之上，而非作无根之说与无稽之谈。现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昆曲的局部扬州化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全盘扬州化的昆曲并不存在。

韦明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