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土高坡走来的李渔昆曲家班

中国戏曲讲究字正腔圆，形容戏曲演员吐字准确，唱腔圆熟。除了京剧用普通话以外，各地方剧种大都用本地的方言。

相对于其他方言，苏州话可谓吴侬软语，不是有句俗语说“宁听苏州人吵架，不停某某人讲话”，可见苏州话好听到了即便吵架，听起来也撩人心扉。

苏州吵架都那么好听，如果用苏州话演绎戏曲，估计更是让人欲罢不能。譬如曾经风靡全国的昆曲，就在一些人心目中必须用纯正的苏州话来演唱，稍微有一点偏差，即引来一片叱责和不屑。早在明代，戏曲家潘之恒从昆曲的发音角度认为，“吴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动魄也。音尚清而忌重也，尚亮而忌涩，尚润而忌颣，尚简捷而忌漫衍，尚节奏而忌平铺。有新腔而无定板，有飞度而无稽留”，苏州为正宗昆腔之地。即使是周遭地区，也远不能望其项背，例如“无锡媚而繁”，“上海劲而疏”，“而昆陵以北达于江，嘉禾以南滨于浙，皆逾淮之桔，入谷之莺矣，远而夷之勿论也”。加之，苏州人习之为易，演之入味、传神，故“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不惜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

其实早在明代，苏州就是昆曲发源地、时尚的策源地，全国各地的昆曲清唱和场上演出都以苏州为模板，时人称之为“苏州风范”，不屑于他地的流派唱腔。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十三岁开始学习昆曲，跟着号称“南曲天下第一”（陈维崧语）、鼎鼎大名的周如松（即苏昆生）学习正宗的昆曲。而这个周如松则不是出自号称“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苏州，而是河南固始。周如松度曲有出神人化之妙，源于他是昆曲鼻祖魏良辅嫡派。后来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干脆更名为苏昆生。吴伟业亦称其歌唱为“阴阳抗坠，分刊比度，如昆刀之切玉，叩之粟然，非时世所为工也。”

苏昆生好歹也是中州人，而昆曲演唱用的就是“中州音”。但是偏偏就几乎就在同时期，昆曲历史上出现了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情，其影响可谓空前绝后，那就是职业昆曲戏班雏形的出现。这就是李渔的昆曲家班。更令人神奇的是，李渔昆曲家班的成员全部来自遥远的黄土高坡，都正值豆蔻年华，并且还是农村贫苦人家出身，毫无语言和演艺优势。

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中年之后有两个愿望，一是早生儿子，二是创办家班。五十得子使他满足了前一愿望，而后一愿望仍然没有影子。

直到康熙五年，也就是公元1666年——一个顺溜得不能再顺溜的年份，才有了了机会。这一年，已经56岁的他应朋友之邀，到大西北的黄土高坡游历，先是在陕西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一个13岁姓乔的女孩子，这是促成家班的成立最重要人员。

在李渔的《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记载第一个女孩子乔氏，“此女出自贫家，不解声律为何事，以北方鲜音乐，优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犹不数觏，况细民乎？”一点戏曲基础都没有，但没多久即“随行婢仆皆南人，众音噪噪，我方病若楚咻，彼则恃为齐人之传，果如期而尽改，俨然一吴侬矣。”可见乔氏的语言天赋果然非同凡响。要知道在方言中西北的粗狂和江南的细腻正好相对，而乔氏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吴音，殊非容易。殊不知贺知章老先生在《回乡偶书》中早已写到，“少小离家”而“老大回”，虽然“乡音未改”但“鬓毛衰”，由此可见乡音是多么的坚强，一直潜伏在身体内不能自已。

乔氏聪慧过人，具有非常高的艺术天份，经教唱演习，成为李渔家班的有名的旦角。初到李渔身边，乔氏曾偷听伶工演奏《凰求凤》，过耳不忘，“自观场以后，歌兴勃然，每至无人之地，辄作天籁自鸣，见人即止，恐贻笑也。未几，则情不自禁，人前亦难舌矣”。乔氏请求学曲，李渔乃聘请旧肃王府苏州老优教二姬。数旬之后，乔姬即为客度曲，“客有求听者，以罘隔之，无不食肉忘味”。乔氏学唱，记忆惊人，领悟极快，师授三遍，便能自歌。老师说是他授曲三十年从未见过如此聪敏之人。仅一月余，乔氏便学会了老师的所有，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每有客来访，乔氏隔屏清唱，客人听得食肉忘味。

等到学习昆曲之后，乔氏就让那位“年七十许，旧肃王府供奉人也”的“金阊老优……曰：“此异人也，当善导之。”…复生曰：“此后不须善导矣，竟自歌之。”师大骇，谓予曰：“此天上人也，是曲授三十年，阅徒多矣，数十遍而微知一意者，上也。中人以下之资，数百遍尚难释口，不待痛惩切责，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实而未验，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可见乔氏的学习语言的天赋实难形容。

几个月后，李渔到达甘肃兰州，又得到别人赠送的同样也是13岁的一个王姓女孩子。这个姓王的小姑娘长相虽然不出众，可是一旦易妆换服，却与美少年无异，令人惊叹！李渔便让同龄的小乔教她学戏，扮演生角。这样一来，昆曲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生和旦全有了，形成了家班的雏形。

其实李渔在陕甘一共得到四个女孩子，这就是李渔家班的全部成员。她们都纯粹来自遥远而又对昆曲一无所知的黄土高坡，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吴侬软语熟练掌握并应用于昆曲，实难非议。

自此，在乔氏的倡议下，诸人分脚色，乔为旦，王为生，成立家班。李渔在文中曾记载在兰州主人所赠不止王氏一人，应是两人。李渔在游秦归途携姬游华山，《登华岳四首》其四序云：“时家姬四人随游，颇娴竹肉。”明言共有姬四人。

这些个聪明绝顶的姑娘在家班建立之后，“朝脱稿，暮登场，其舞态歌容，能使当日神情活现。”让李渔自豪地慨叹“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发诸剧，人皆谓旷代奇观。”

最令人叫绝的是，当时组建昆曲家班的主要演员都来自“四方歌曲必宗吴门”的苏州，而乔王以及其他二女却是远在塞北之际的陕甘民女，并且还是朋友送的。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此后的对外演出中，都仅四人当场。康熙十年，李渔游苏州，余怀、尤侗等人观演折子戏，尤侗《笠翁席上顾曲和澹心韵》其七：“杨柳樱桃各一双，音声小部闹红窗。”《再集笠翁寓斋顾曲叠韵》又记：“十郎才调福无双，双燕双莺话小窗。”（《西堂诗集•香山草堂集》卷六）据诗中提示，演剧者四人而已。康熙十一年李渔游楚，亦携四姬，顾景星《月湖答李渔》其三云：“新图十样四双眉，不惜尊前舞柘枝。”并注：“渔携四姬，一姬适病。”

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

最主要的是，李渔组建的昆曲家班，并且不像其他那些家班，都隐藏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供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观赏，而是在全国各地举办演唱会，真是让世俗大跌眼镜。

由于有乔、王二人的出色演员，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姬家班创建不久就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全国九州，历其六七”。她们随李渔“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观众上至公卿下至布衣，如此广泛的交游在明清家班中绝无仅有。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就连房地产项目，李渔不仅在大本营南京营造了别墅芥子园，就在寸土寸金的苏州，也在百花巷内置办了自己的寓所，而这些地方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

可天妒英才，就在李姬家班声誉鹊起、蜚声海内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康熙十二年（1672），年方19岁的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第二年，家班的另一台柱，也是19岁的王姬又因病撒手西归。这对李渔的戏曲活动事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家班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解散。

李渔在悲痛之余，强打精神写下了《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从书的名字就知道李渔对于失去两位的情感打击有多大。乔复生可以复生吗？王再来还能再来吗？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二姬的离去而成了昨日黄花。乔王二姬不仅是李渔家庭戏班里不可或缺的主角，更是他生活上的伴侣，艺术上可以与之促膝交流、切磋的红颜知己。

《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一文叙李渔与二姬相识、纳蓄及共同生活，直至二姬临终的经过。其中详细地描写了二姬由不晓南音的北方女童，在短期内便能熟练使用吴语演唱南戏，成为名角，以及二姬患病临终前生离死别的悲伤场面，情感真挚，笔调凄楚，催人泪下。

“二姬之年，皆终於十九。再来少复生一岁，死亦后一年，噫！予何人哉？尝试扪心自揣，我无司马相如、白乐天、 苏东坡之才，石季伦之富，李密、张建封之威权，而此二姬者，则去文君、樊素、朝云、绿珠、雪儿、关盼盼不远，是为何故？”

当然这只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但从此以后，即便是昆曲入了皇宫，也都是精挑细选吴门儿郎，再也不见其他地方出现技艺高超的昆曲艺人了。时至今日，正宗南昆的演员，也多出自江南水乡。

家班作为李渔自己的实验剧团，使他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家班不仅成为李渔谋生手段之一，而且挑选昆曲演员，在普及昆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渔的痛苦，其实也是昆曲的痛苦。纵观历史，昆曲虽然在明清之际曾经风靡全国，但后来大多堙没于其他剧种。除了现有的以苏州、南京为中心的传统昆曲、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昆曲、以湖南郴州为中心的湖南昆曲和以浙江温州为中心的永嘉昆曲四大风格之外，历史上还曾经有过浙江宁波昆曲（简称甬昆）、四川昆曲（简称川昆）、山西昆曲（简称晋昆）等等昆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