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和昆曲进京

一九五五年春天，袁牧之和丁玲在杭州养病。从报纸的角落里发现有个戏院在演昆曲“牡丹亭”，第二天的剧目竟是“长生殿”！丁玲十分惊讶，对牧之说：汤显祖、洪昇都是代表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作品只能在书本上读到，现在竟然还活在舞台上，而且昆曲也已绝迹多年了，今天竟然还能看到，太难能可贵了。

关于昆曲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

昆曲起源于元末明初的“昆山腔”，后经曲家魏良辅加工创新，形成“水磨腔”，很快流行起来，成为时曲，即流行歌曲。“昆曲”这名字就由此而来。“昆曲”又名“昆腔”，在它盛行的过程中又逐渐演变成“昆剧”。于是剧作家纷起，大批的文人、士大夫为它编写剧本，著名剧作家洪昇、汤显祖等等都是昆剧作家。

昆剧不但进了皇宫，大户人家家中也都养着昆班（如“红楼梦”中的描写）。在平民百姓家中连三岁娃娃都能哼唱几句昆曲。真是“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均为曲词）。至于民间的“曲社”（业余组织），那就更加兴盛。以一年一度的中秋虎丘曲会为例：“苏州虎丘的中秋曲会，首先应该是群众性的唱曲游乐活动，其次才是曲家的较艺、角逐、提高唱曲水平……中秋曲会不知始自何时，据现有材料，自十六世纪初期开始即有，延至十八世纪清代中叶，先后盛行达三百年之久。”

世界万物，有盛必有衰，昆曲也不例外。衰败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花部之兴起，也就是各地的地方声腔的兴起。尽管昆班称霸长江南北剧坛长达二百三十年之久，但由于其他地方声腔戏班的斗艳竟芳，即所谓的“花雅之争”，这“雅部”自然指的是昆班，于是风雅高尚的昆班已“预示着一种可悲的结局”。这“雅”字即是昆曲衰败的第二种原因。昆剧剧本既是文人雅士所作，他们的作品更适宜于伏案研读，放在舞台上即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境地，难免脱离了观众。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昆班渐居劣势。在长达一百年的消衰过程中，它或被合并到其他剧种，或被部分吸收，有的被改造利用，有的地区干脆就销声匿迹了。到清末民初全国只剩下一付昆班——“全福班”，由于观众稀少，原是“坐城班”伦为了“流浪班”，即到各地去“跑码头”，到最后实在无法维持，奄奄一息的最后一付昆班也散掉了。

从此，有着六百年历史的昆曲，在全国的舞台上消失了。随之而去的是数百年艺人们千锤百炼的精湛演技，更可惜的是浩瀚的昆剧剧本宝库，被赞叹为“词山曲海”的众多昆剧剧本也将随之而去，它凝聚着古文人的才智和古文化的精髓。首先不能面对这一残酷现实的当然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热爱昆曲的曲友们。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地的出地，有力的就出力，创办了一所“昆曲传习所”，培养出来的几十位“传字辈”老师，便是昆曲的“种子”了。但好事多磨，“传字辈”好不容易满师走上社会，“仙霓社”在上海演出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在上海狂轰滥炸，福安游艺场被炸起火，‘仙霓社’的全部戏箱化为灰烬！”这下完了！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有识之士们再也无力回天了。

这下，昆曲在舞台上又消失了二十来年。

如今，丁、袁二位竟然又在报上发现了昆曲。于是二位就兴冲冲直奔那小剧场！当然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和剧团一样破烂的小剧场。演出开始了，但服装破旧，阵容是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大多都有病，但精湛的演技使他们倾倒。第二天接着看《长生殿》，两位更加兴奋了：奇怪，从哪里钻出这么个剧团？

这剧团是“国风昆苏剧团”，原名“国风苏剧社”。我父亲朱国樑是“新型苏剧”的创始人。在30年代“仙霓社”解散，“传字辈”流落在社会上到处谋生，作为苏剧班主的父亲，由于爱才，更为了丰富自己的剧种，先后吸收了七位“传字辈”老师，从此，他们学唱了苏剧。后来，为了谋生，剧团到各地去跑码头。所到之处除了农村，大一点的乡镇都有少数的昆曲爱好者，在得知剧团能唱昆曲时，自然就要求听听。再说，昆曲从一出生便和知识分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我父亲原是上海法政学堂的大学生，既是知识分子的父亲，对昆曲也同样存着偏爱。所以，在他的苏班里不但不排斥昆曲，而且还让出阵地给昆曲施展，孩儿们也学唱昆曲折子戏，有机会就上台串一串，许多大戏都是苏昆合并的。但俗话说“看人下菜碟”！我们也必须看观众上戏，有些小地方绝对不能上昆曲，观众听不懂就不来了！得罪了衣食父母，我们就要挨饿！

解放后我们进了杭州城，并参加了工会。

杭州城里知识分子多些。来看戏的大多四十岁以上年龄，也就几排观众，刚够我们吃饭。当然，其中不乏昆曲爱好者。考虑到昆曲后继有人，于是团内的孩儿们通通改名，排成“世字辈”，传字辈是老师，就是“传世”的意思。舞台上昆曲剧目渐渐增多，剧团名称也渐渐改变，“苏剧团”改成“苏昆剧团”、“昆苏剧团”、到最后是全昆剧团了。

1954年是《长生殿》作者洪昇逝世二百五十周年。洪昇作为当年的世界文化名人，在国内为他举行了纪念活动。为了响应这一活动，在知识分子的鼓励下，我团赶排了全本“长生殿”。这一行动在全国的戏班是独一无二的！苦啊！除了一日两场戏，还要赶排“长生殿”。大家身体本来就不好，所以药罐子一大串。这一辛苦还真值得！“长生殿”招来了丁玲和袁牧之！关于剧团的苦况他们已有所了解，于是就找到文化口打听当局对该团采取怎样的态度。回答是：对于私营剧团的政策，一般都由它自生自灭，“国风”也不例外。丁、袁二位立刻紧张起来！这可怎么办？昆曲要马上抢救！两人一商量，觉得只有一个办法也许能起作用，那就是马上让剧团上北京去演出，在中央所在地一暴光，自然就会得到正确的评价，就能有生存下去的希望。主意一定，二位就分了工：丁玲休养期已满，即将回京，她的任务是在北京造舆论作宣传，告诉北京文艺界有个昆剧团还活在杭州。袁牧之做具体工作，第一步找田汉，他是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戏剧家协会主席，象“国风”这类民间团体，正好在他的管辖之内。袁牧之找到他，开门见山跟他说要帮助这剧团，要抢救昆曲，昆曲要灭了！田汉的回答是：昆曲灭不了。京戏里有昆曲，川戏里也有，还有湖南戏里等等许多剧种里都有昆曲唱段，所以昆曲灭不了。袁牧之说：那些都不是正宗的昆曲，昆曲只是寄人篱下，只有正宗的昆曲才能系统地演出古典文学名著，那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昆曲一定要抢救，要保存下去！——怎么办？——写邀请信，让他们到北京演出，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于是田汉同意写信，袁牧之为他“磨墨复纸”，共同切磋词句。信写好，袁牧之拿着信找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去了。找省长很顺利，一层层往下落实，最后落实到省文化局。牧之同志和王源局长等谈话，对他们的具体建议有三条：一、先给剧团发生活费，免得剧团一天不唱戏，一天就没饭吃，疲于奔命，如何排戏？二、给剧团几间房子，专由剧团使用。否则这个戏院睡三天，那个戏院睡五天，没有固定的住所，如何排戏？三、服装问题，因经费困难，建议他们允许先向“浙江越剧团”借，因越剧团是国营的，底子厚。这三个建议他们都采纳了。这以后我们果然有饭吃了、有房子住了、有了排戏的地方。下一步就是挑选剧目了，这是最关键的。牧之同志向王源他们建议道：根据华东戏曲会演的经验，许多剧种都是一出大戏打响，折子小戏都放在次要的地位。如黄梅戏《天仙配》打响，小戏如《夫妻观灯》、《打猪草》也就跟上了。黄梅戏如此，其他如吕剧《李二嫂改嫁》、福建戏《陈三五娘》等等亦如此。所以这次昆曲进京，重点也放在大戏上。集中精力好好发掘一出大戏，大戏一打响，一大批雄厚的折子、小戏一跟上，那阵容可想而知。大家都十分赞同。方案既定，至于挑选哪一出大戏，因袁牧之要回北京开人代会，也就没时间参加这份工作了。据说是王源同志发现了《十五贯》，那确是一出好戏。

由于袁牧之、丁玲二位的促成，剧团果然于一九五六年四月进京演出了。一炮打响！一片赞誉声！从此剧团平步青云，蒸蒸日上，成为了国营剧团。昆曲这一古老艺术终于在袁牧之同志的奔波下，交到了党的手里，结束了半付昆班风里来雨里去、朝不保夕的流浪生活！从此，有了健康生存下去的保障！

如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把昆曲定为第一批全人类的口述文化遗产！昆曲竟能走向国际，甚感欣慰！

回顾几百年的昆曲史，在它好几次岌岌可危之时，都是有识之士们从死亡线上把它拉了回来。昆曲能活到今天，饮水思源，有识之士们真是功德无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