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现代戏《海港》正在太原市长风剧场上演。台下一个小女孩,正直钩钩地盯着舞台上飒爽英姿的海关女书记方海珍。邻座一位阿姨问女孩:“你一个人来看戏吗?台上的人你认识吗?”女孩摇摇头,羞涩地走开了……

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台上的方海珍就是我的妈妈闫惠贞,当时的我好得意噢!看着那个带着疑问的阿姨,我心说:你看过《智取威虎山》吗?演杨子荣的还是我爸爸呢!

如果事业与家庭冲突,他们选择前者

我出生在一个梨园之家。在我们兄妹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母已经是晋剧舞台上小有名气的角儿,用我老师的话说,未出娘胎,我接受的就是戏曲的胎教呢。可我和哥哥当时并不以为然。因为,事业有成的父母,永远是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这可就苦了我们。我们兄妹都是吃着别人的奶,在奶奶、姥姥的抚养下长大,直到上学,我们才回到父母的身边。

到现在,我已进入不惑之年,才能够理解父母的苦衷。没有当时的理性抉择,山西的晋剧舞台上会少了两个艺术家,而我们不也照样长大成人了吗?所以,已为人母的我,现在觉得,父母当初的选择是对的,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绝不能因为子女丢了自我。

可是,能理解归能理解,那也是在我也成为一个中年人的时候。但儿时能够回忆起来的岁月,确实在我们的心里是痛苦大于幸福。那个时候的交通、通讯都不发达,所以父母每每下乡演出,少则一月,多则一季的离别,在我来说,是很难过的一件事。看着爸爸、妈妈带着行李上了车,我的眼里已蓄满了泪,但却始终压抑着不敢哭,因为爸爸会生气的。现在想起来,那时爸爸的心也在流血,他也心疼他的这双七八岁的孩子,说好来照顾孩子的人因没收到信,或许坐不上车,还没来,而他们就要走了,可他更怕妈妈伤心会哭坏了嗓子影响演出。车里妈妈的泪,车外我的泪,化成我童年不堪的记忆。懂事的哥哥这时会把我拉开去食堂吃饭。哥哥把一顿饭中唯一的白馍头让给我,而我又将它放到每天要练功消耗大量体力的哥哥碗里,我们兄妹的那份情,让好多人感动和流泪。父母不在身边的一对兄妹,当然需要彼此支撑相互安慰。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摔了胳膊,肌肉拉伤让我感到钻心地痛。爸爸一言未发,把泪眼汪汪的我放到车后座上,直接送到姥姥家,然后去了门口的小卖部。我高兴极了,顾不得身体的伤痛,因为我看到爸爸竟然拎着两瓶罐头出来。我当时真的想,管他呢,即使摔伤了胳膊,又有什么关系,能吃到罐头啊,值了!可爸爸却只是让妈妈吃,他对妈妈说:“快吃,都吃了。”我当时真恨爸爸,给我吃一点儿也行啊,难道我不是您亲生的女儿吗?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妈妈要灌唱片,是那首在我们山西家喻户晓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爸爸为了给妈妈润嗓子唱得更好,才奢侈地买了罐头,他当然知道我想吃,可经济拮据,可怜的爸爸又有什么法子啊!

爸爸常说:戏比天大。确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眼中的爸爸也真是如此。爸爸说得最多的话是戏,演什么戏、什么角色,关于唱腔、身段,关于舞台、道具,关于行头、化妆等等。爸爸做的最多的事是为剧团做事,他可以为团里自备油漆漆道具箱,也可以在乡下河边挽起裤腿洗纱幕、台毯;他可以为剧团向上级要钱要款,却从不向领导提要求为子女谋私利;他带团时所得利润可以为剧团购置服装、头饰、幕布、台毯,却舍不得在出公差时,自己吃一顿好饭,住一处卫生条件好些的旅馆;他生活节俭,不喜奢华,但对自己演戏用的行头,却十分讲究。纱帽上的珠子、帽翅,他要常换常新,而这些他都是自己动手,材料可以是烟盒的锡箔纸,也可以是一段丝线,一颗纽扣;戏服雪白的水袖、衬裤,白底的靴子、粗纱线的布袜等,则是用一次洗一次,永远洁净如新;而他那老生行必备的髯口,他则象对待自已的头发一样,梳理的飘逸、顺滑。他说,咱吃的就是这份戏饭,演戏给观众看,一点不能糊弄。当然,他也不忘给我的妈妈和他同样身为演员的儿子做这些工作哦!

文刊于《太原日报》《三晋戏剧》《古交文艺》《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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