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舞台上,凡是演绎社会人生的好戏,艺术上不尽带有时代的、民族的特征,而且有其与众不同、唯我独有的奇妙。山西省参与2010年上海世博会活动周文化项目之一,由该省晋剧院献演的晋剧《富贵图》,就是这样一台推陈出新,別开生面的优秀传统剧目。
书生倪俊赴京应试,被己成少华山大王的义兄袁龙请进山寨,意欲留作军师未遂,恰好新野县令藏昂強抢民女尹碧莲作妾路过也被押上山来,袁龙杀了藏昂,见碧莲年轻美貌,即施杀美计迫使他救人应亲拜天地入洞房。晋剧《富贵图》由此开局入戏,戏情平中出奇,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住了。
进入洞房后门被反锁,对袁龙来说,不管你倪俊应亲是真是假,只要生米煮成熟饭,留住人才,大功告成。而对倪俊而言,不仅身在“天开云径,心向蟾宫”的时不我待途中,而且又是个视婚姻唯母命是从的孝子,虽拜过天地,断不可认作夫妻,只得向尹碧莲说明救急应亲原委后,就独坐一边,专心烤火,有待天明。然而尹碧莲却因绝处逢生,深感救命大恩,又见他斯文有礼,目不斜视,不无天赐良缘之感,心底认了“拜过天地成夫妻”的既成事实,对他敬以新婚大礼。这一对被锁在一房一床的少男少女情思背向所构成的矛盾,便围绕着烤火细节而展开:饰尹碧莲的王晓萍,现身说法要向他亲近;饰倪俊的杜玉丰,想方设法要同她保持距离,力求疏运。双方在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情境中,各自运用肢体语言表达心路历程,近乎哑剧表演。及至倪俊被逼得不能不佯说“家有贤妻”,以求得谅解之苦衷,又同她意外发懵之余大感遗憾之委屈构成一个奇妙的悬念。这场堪称戏剧上升动作的喜剧性冲突,何其特殊?又何其精彩!
坐怀不乱的倪俊熬到天亮,带着尹碧莲下山后,急于分道扬镳。王晓萍为尹碧莲设计一个急中抓住他后身衣角紧紧不放的细节,奇哉!杜玉丰相应“偷梁换柱”,让她在不知不觉中抓住自已衣角而求得自身“金蝉脱壳”动作,妙也!但闻听她无家可归的命运哀声又动心返回,却又提出以“兄妹相称”方可一路同为行,她也不能不委曲求全,这一对少男少女又因欲离难离而如影随形之途,又是那么异乎寻常!
特别是他俩到了旅店,尹碧莲与“生离死别”的丫鬟秋香不期而遇,倪俊为之喜出望外,这下以为可单独赶考去了。但“无情不是真豪杰”,他俩毕竟在经历人世绝无仅有的情感折腾中,彼此都产生挥不去的美好印象,以致真正到了临别之际都会情不自禁地依依难舍。尹碧莲只有一件珍贵礼品,那就是她父母的定情物,即两半合一的一帧富贵图,将半帧赠他“留作纪念”;而倪俊非但乐以接受,而且即以随身带着象征母命的一幅孟母教子图回敬,也说是“留作纪念”。王晓萍和杜玉丰表演他俩如此互赠信物的舍别,一个含情敬赠,一个动心反馈,那种出自双方之口的“留作纪念”的言不由衷,掩饰着彼此心底燃烧的情感,透出尽在其中的炽热意蕴,化作他俩刻骨铭心的印象,也将成为如普希金诗中所描绘的:“我记得美妙的一瞬,是昙花一现的幻影,又是纯洁之美的精灵。”奇哉妙也!
戏看到这一层,现场自我审美感悟也不能不说。上述剧情虽奇,奇在剧本点到为止,表演尽情发挥;奇中之妙,就妙在把十分简单的人物事件从由表及里而纵深掘进,到由此及彼而横向展开,真叫“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描写,非但显得非常复杂,而且细腻精到,活灵活现,传神写照,惟妙惟肖。这与之我们屡见不鲜的好多新编剧目恰恰相反,往往将本来很复杂的人事描写得很简单,以致演员有艺难展,观众无戏可赏。若将两者相形比较,其中最显著的要害,就在于前者将人事作“情感化”处理、切入人性层面,纵横交叉,深入发掘内涵,并且一层又一层地“外化”为瞬息万变的直观形象;后者把人事作“思想化”处理,即使描写对象带有特殊性内容也为之消失而显得一般化,戏也由此从热热闹闹搬上舞台,到冷冷清清短命夭折。我想,就看晋剧《富贵图》的前几场戏,从剧本到演出的奇妙,对于我们如何使新编剧目精品化的启示,是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多么深刻?!
毫无异议,倪俊给尹碧莲最深刻的形象体验,莫过于人世难遇“这一个”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正人君子特有的品行了。而他竟然乐意接受她父母的定情物而去,她对他“家有贤妻”的表白将信将疑,疑大于信的反思,也是人之常情。这就有了她敢在聪明泼辣的秋香怂恿下,带着倪俊赠她的孟母教子图登门投亲之举了。至于倪母听其言,见其物,却不认亲,似乎不近人情,剧情发展至此,对孟母这一反响动作好象难免给人以“生造出奇”之嫌吧?其实不然,那正是“这一个”老太出自对儿子竟在赴京应试途中婚姻私合的意外“袭击”所引出的不满和气恼,还是情有可原!何况,有此“不认亲”的反响动作,才突现出状元及第后的倪俊,与怀抱半帧富贵图的倪母一起登门迎亲的必然性,那种好事多磨,磨出皆大喜欢的团团圆圆,也显得格外可喜可贺,可观可赏了。
我又想到我们艺术研宄所研究员周锡山同志,在此剧研讨会上风趣地批评:倪氏母子都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差点把来之不易的美好婚姻给耽误了。我很赞赏他这个望今思古的借题发挥。因为无论过去或现在,严守道德戒律,不讲实事求是,把原本顺理成章可操作的人事、家事、国事,被官冕唐皇地折腾得不可操作,甚至酿成恶果,不可收拾,正是教条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戏论戏,倪氏母子道德观念的民族性和封建时代的局限性,不仅成了这台戏特别富有情趣、奇趣、妙趣的“催生剂”,而且古今交汇,耐人寻味,不也是这个充满着喜剧性冲突的优秀传统剧目,其所特有的“现代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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