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亦楷模——怀念一代宗师晋胡泰斗刘柱先生

亦师亦友亦楷模
——怀念一代宗师晋胡泰斗刘柱先生
王增福口述 王秉福整理

今年是山西省晋剧院建院50周年。做为一名晋剧院成长发展的见证人，近年来，我的脑海里经常浮现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形象。他为晋剧院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就是著名琴师，刘柱先生。

一

1959年春，我和刘柱先生一起从山西省人民晋剧团调到山西省晋剧院。调到晋剧院不到数月，晋剧院又成立青年团，我又被调往青年团。新成立的青年团人才济济，演员阵容和文武乐队在当时堪成一流。为了培养青年演员，搞好传帮代。团里又聘请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刘柱等老师为艺术指导。当时文场演奏人员有刘柱、张步兴（晋胡）、董贵（二弦）、刘和仁（三弦）、赵东昌（四弦），武场演奏人员有陈晋元、王增福（鼓板）、王宝忠（铙钹）、王培亨（马锣）、刘书月（木头）、郭家生（小锣）。

1960年，晋剧院青年团赴京给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演出。剧团应邀九进中南海演出《含嫣》、《小宴》、《杀宫》、《算粮》等戏获得了很大成功。在全国演艺界引起轰动。演出之余，为了丰富剧目，取长补短，剧团向中国京剧院学习了三个折子戏《喜荣归》、《柜中缘》和《双下山》。北京演出之后，剧团应邀到呼和浩特演出。把有一天，剧团领导方冰把刘柱先生和我叫到一起，将从中国京剧院学习三个折子戏的音乐再创作交给刘先生和我完成。

刘柱先生对《喜荣归》、《柜中缘》和《双下山》的音乐再创作非常重视，只要不演出，就叫上我一起研究。在研究和再创作的过程中，我又一次被刘先生较高的文化素养，渊博的晋剧艺术知识，透彻的理解分析能力和谦虚认真、从善如流的态度所折服。在刘柱先生的引领下，我们加班加点很快就完成了三个戏的音乐击乐设计，并获得了成功。

我个人认为，刘柱先生在这三出戏的音乐创作上有三个特点：

⑴对喜剧伴奏不能随意处理。《喜荣归》是一出喜剧。刘柱先生在设计唱腔时突出了欢快的节奏。在击乐创作上要求除介板之外全剧都用小家具，尤其是表现人物的动作表情和内心世界时，也必须突出欢快节奏。同时要求，除介板之外，鼓板必须用单楗子演奏。先生的要求非常正确，符合剧情要求。后来，我见有人为《喜荣归》伴奏时竞用双楗滚打，这样做既不符合剧情，又破坏艺术，更违背创作设计初衷。

⑵按人物出场需要进行设计。《柜中缘》的三花脸淘气出场，京剧是用快板处理。但是刘柱先生对此并非死搬硬套，他认为如果淘气出场在晋剧中用快板处理是不合适的，不能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感情的变化。所以他创作设计了垫一小锣起紧二性然后带花梆子的音乐唱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适应了剧情需要。

⑶晋剧曲牌的应用要符合剧情需要。《双下山》中有一场小和尚念经的戏。刘柱先生为此设计音乐时，将晋剧曲牌《凡学艺》用到此处，使小和尚六根不净、不专心理佛、心思尘世的思想暴露无遗。

我与刘柱先生相识甚早，民国时期，我父王笃敬在榆次老城牛肉巷西口开一间自行车修理铺。每天下午，晋中一带的名演员、名鼓师和琴师都要来自行车修理铺唱票，这是晋中著名的票班。刘柱先生就是这里的常客。我五、六岁时就在票班打木头、敲小锣，十来岁时擂战鼓打帽子戏。其间，就曾多次受刘柱先生等名师的指点。12岁时我加入了榆次市晋剧团。1952年我从榆次县新生晋剧团上调山西省人民晋剧团。当时刘柱先生是琴师、鼓师为冯万福先生。

刘柱先生对晋剧音乐的创作设计才华，其实在解放初期的1952年就得到充分的显示。当时，山西省人民晋剧团排演《白蛇传》，由著名演员刘俊英、孙福娥、王银柱等联袂主演，由韩子谦先生设计唱腔、刘柱先生设计音乐。该戏在省城连续演出四个月，场场爆满。他设计的音乐至今还在流传。之后的《荔枝记》、《猎虎记》、《西厢记》的音乐唱腔均由刘先生设计。特别要指出的是《双胡蝶》的音乐设计。刘先生将晋剧的数十个苦相思曲牌都用剧中，全方位地丰富了剧中人物的需要，又集中展示了晋剧曲牌的魅力。创意之新，轰动一时。

刘柱先生的晋剧音乐设计是在继承晋剧音乐的传统上，博采众长，撷取其它剧种的精华为我所用，经过再创作，成为晋剧的一部分。再创作出来的东西，让人感觉还是姓“晋”。这无疑是一种正确的创作方法，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晋剧如何传承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果再创作的东西，既非姓“晋”，也非姓“京”，更非姓“歌”。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随着风雨，倾刻间便会烟消云散，这种再创作显然是失败的，失败的创作是不会有生命力的。

二

1988年，文化部编辑出版《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其中山西卷由省文化厅负责录制和编辑。文化部要求山西晋剧的曲牌和一些将要失传的老戏要尽快通过录音等现代化手段保留档案资料。晋剧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德高望重的刘柱先生，由他挑选人员、组织录制。当时我随团在外地演出，一时回不来，刘先生仍然点名指定我为这次录制档案资料的鼓师。后来由于时间紧，领导上请刘柱先生重新挑选豉师。刘柱先生说，必须等增福回来再录制。因为其他的演奏风格和我的不一致。等我一周之后急忙赶回来时，录制班了已经组成：演员有老艺人武荣魁、贾锡武等。文武场的组成是晋呼刘柱、二弦二清、三弦尤理亮、四弦李寿宁，鼓板王增福、木头刘书月等。录制剧目有《沙陀国》、《道亭》、《双锁山》等，还有所有的晋剧曲牌。录制持续将近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刘柱先生渊博的晋剧音乐知识和精湛的演奏艺术得到了充分展示，尤其是对一些数十年不见的奇怪唱腔和多年不用的曲牌如“大寄生草”之类的东西演奏起来得心应手、无人能比。我深深地感到，近一个月的节目录制，与其说是与刘先生合作，不如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充实。

三

刘柱先生在晋剧音乐方面可谓全才。他早年在榆次时，又拉晋胡又打鼓板，样样都行。由于他手音好，尤其是有文化、识简谱，各种流派，红红黑黑，许多曲牌都烂熟于心，用起来得心应手。再加之，当时会拉晋胡的人较少，经朋友劝说，后来刘先生就独操晋胡，并且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几十年来，业内人士只要一提起刘先生的晋胡，都一致认为他在操琴中拉出的5字音色又准又好，音量有桶那么粗。

可以这样说，刘先生的晋剧艺术造诣，造就了晋剧院的艺术风格，影响了几代人在晋剧艺术道路上的成长，为晋剧院在全省晋剧界成为晋剧艺术继承发展并取得成功的高等艺术团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认为他的艺术影响力不仅仅是在弦乐方面，在击乐方面也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晋剧院武场上有四个姓王的年轻人（王增福、王培亨、王宝忠、王振斌）在击 乐艺术上精益求精、出类拔萃，创下了“晋剧击乐四大王”的名声。“四大王”之所以能在击乐演奏方面取得成就，其中一点就是受刘柱先生的艺术风格影响很大，与刘先生的晋剧艺术演奏风格一致。

刘先生艺术风格不仅影响了击乐“四大王”的形成，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培养了“晋剧弦乐四大名晋胡”，即胡映坤、岳永明、韩全鸿、孟志刚。韩全鸿是刘先生的大弟子，他无论是晋胡演奏艺术还是人品都是第一位的。胡映坤虽然现在不操晋胡，在上海另有事干，但他演奏音色相当美，颇象乃师几分。岳永明演奏娴熟功力颇大。孟志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刘柱先生培养出的四大弟子目前都是业内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晋胡演奏艺术传承了刘先生的艺术风格，代表了晋剧弦乐发展的最高水平。

四

刘柱先生晚年经常在反思总结他走过的艺术历程，他多次对我说，他一生中在晋剧艺术方面的最佳搭当是鼓师冯万福先生，和冯先生在省人民晋剧团合作的几年是他艺术生涯中的黄金年代。

有一次我问他一生中文场上与他搭当的最佳下手是谁，他略思考之后，点着指头说：以前我不想说这些事，怕惹得一些人不高兴，但是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佳下手，三弦有王笃敬、药宪成；二弦有王笃谦、药宪成、昌狗儿；四弦有杨茂德、赵万林、杨映山。赵恩柱这孩子心灵手巧，将来大有可为。红花还得绿叶配，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艺术帮手，我这朵花也红不到哪。这充分体现了刘先生的谦虚品质。

刘柱先生不仅艺术精湛，为人也是十分坦荡。我是电影晋剧《打金枝》拍摄的参与者和见证人。2005年我在太原日报发表文章谈电影《打金枝》的拍摄情况。文中谈到电影《打金枝》有四点遗憾，其中之一就是刘柱先生因故未能参加《打金枝》伴奏，使得晋剧音乐魅力在全国戏剧界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就这件事我曾于上世纪60年代和刘先生交换意见。刘先生听后微微一笑说，拍电影谁去也一样，那都是组织上安排的。寥寥数语，不卑不吭，足显大度。刘先生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柱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的为人、敬业和艺术风格却成了我们晋剧院的宝贵财富。愿全院同仁爱岗敬业、勤于研讨，把刘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传承发展、世代留传。（2009.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