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杨宝森

国家大剧院主办的《纪念杨宝森大师诞辰百年系列活动》已经落下了帷幕。通过杨派艺术座谈会、杨派传人见面会、杨派艺术讲座和杨派经典剧目演出，多角度多侧面的回顾和展示了杨宝森的生平及其艺术。这个级别的对杨先生的隆重纪念可能是京剧史上的第一次，确实难能可贵。

更欣喜的是，具体操办此项活动的，主要是大剧院工作的一些二十几岁的青年人，他们进行详细安排、落实、联系、印制、协调等等繁琐的工作，连宣传册上每一幅照片上的标注年份，也要一丝不苟的认真核对。前后近两个月中，不知疲倦日以继夜的忙碌着。我想，他们是在用一种热情和态度，向心中尊崇的大师致敬。是作为后学和被影响者，向杨先生恭身贺寿的。杨宝森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周岁，大概未能想到在他百年冥诞之际，在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有此一番盛况空前的纪念，有这样一批年轻诚意的守望者吧！

四月底，我正在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赶稿子，意外的接到《国家大剧院》杂志编辑的来电，约我写一篇“纪杨”的文章。后来，又被邀请参加了“杨派艺术座谈会”，并观看了其中一场演出。可以说，能如此近距离亲历“纪杨”活动，让我倍感荣幸。

我是杨宝森先生的崇拜者，也是杨派艺术的爱好者。在京剧老生行当中，杨派艺术最能让我为之着迷。诚然，杨派是谭派、余派的艺术延展，谭鑫培和余叔岩的艺术皆令人叹服。但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尚浅，对谭、余的感性认知仅限于存留的那些零散唱段，连一出完整的戏也无缘见闻。因此，总是觉得审美之余有些距离感。且一直坚信，对于艺术而言，窥一斑而去赞全豹是缺乏诚意的。

余叔岩以降，传人中孟小冬和李少春应是佼佼者了。然而，两人的艺术思路大相径庭。孟艺显得少而精，恪守余派形神，不越雷池一步。李少春则相反，显得多而杂，致力创新追求通俗，表演上吸收了麒风马韵。那么，作为私淑的杨宝森呢？我觉得王振麟先生总结的非常好，他说杨和余比较“大同而情不同，小异而神不异”。“神不异”使杨派较好的继承了余派的风格特色和艺术精神，而“情不同”使杨派对余派进行了个性化的发展和延伸。按刘连群先生的说法，“谭——余——杨”是京剧老生艺术的“主干派”，我想这“主干派”能够移步不换形的原因，正是这种“神聚情致”的结果。这也是杨乃彭先生谈到的“审美超前”的“谭余杨”之艺术共性。

除了艺术，杨宝森先生给予我极大共鸣和启迪的，还有他短暂而坎坷的人生。我一直深信，是杨宝森悲剧性的人生，磨砺了他舞台上生动的悲剧性角色，从而酝酿了他悲剧意味深厚的艺术风格。作为谭余派的承继者，他的命运与前辈却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只有走进杨宝森这个人，才能真正深刻的了解他和他的艺术。杨先生的性格与经历，对其艺术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我在座谈会上不无感触的说了这样一段话：“杨先生绝不只是把唱戏当作是谋生或追名逐利的手段，而真正是一位视艺术为生命的人。这种执着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对于当代每一个面对困难、寂寞、诱惑的艺术工作者，甚至普通人，尤其是有志青年，都是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刘连群先生将杨氏评价为“创造了奇迹的人”，之所以能创造奇迹，靠的就是“取法乎上的进取精神、甘于寂寞的坚守精神、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这些可能就是杨宝森最为吸引后人的个人魅力。

值得注意的是，杨宝森声腔表演中，对命运悲与苦的宣泄是由心而发的，但又节制在雅与美的范畴之内。因此，它具有非凡的感染力，却又令人余味无穷。此外，杨宝森在实况演出中，刻意加强声腔的力度，来弥补他高音立音的不足，从而达到气势与韵味的相对均衡，求得中正之美。这样的变法，恐怕并不是纯技术层面的，而是有赖于杨氏对谭余艺术的深刻理解。再者，杨宝森先生自身和角色的书卷气质，与其一生对文化修养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作为后学，不能将这些特点呈现表达出来，就很难算是真正的杨派传人。

杨派艺术不是保守的艺术，并不缺乏其创作性。他的创新不是赶时髦、编新戏、为创新而创新，或迎合观众的趣味。叶蓬老师说：“杨先生是谨慎一生奋进一生的艺人。”这种“谨慎”和“奋进”就充分的表现在他的创新上。

纪念杨宝森大师的活动结束了。如果说心底还是有些许遗憾，则遗憾李鸣盛、程正泰等先生已于近年先后故去；则遗憾梁庆云、汪正华等先生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加；则遗憾未能听到港台及海外杨派传人和爱好者的声音。还有，遗憾至今仍然找不到一段关于杨宝森的影像，甚至还没有一部关于杨宝森的传记和较为完备的艺术评论。也许，完满原本就是不属于杨宝森的。不，也许这是另一种更动人更凄美的完满吧。

当我静静的站在大剧院里，凝视着巨幅照片上那清秀的面庞，任身后喧哗的人流熙攘而过。我真的觉得，此刻杨先生离我很近，很近。

本贴由裘迷于2009年5月24日13:44:42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