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长安戏院

我留恋长安戏院，那里是我走进京剧殿堂的摇篮。

我这里说的不是座落在建国门大街的新长安，而是西长安街西口路南的老长安。

老长安峻工开业的时间正好比我大一岁，是1937年初。我对它的记忆从1945年上半年开始。那时我二哥17岁，还在读高中，参加了一个演出团体，叫“海天剧团”。排演了曹禺名剧《北京人》。剧团中有高逸安、言慧兰、林默予、周芻、史弘、林婉芳等很著名的演员。二哥虽然还是个青少年，却在剧中担任了曾老太爷的角色。演出地点就是在长安，我们家很多人都去看了这个剧，那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剧场，因为有哥哥在台上，真是倍感亲切。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我在这里听了许多场京剧。好多大师级的角儿，如程、尚、筱、奚、杨、张、二李、袁、叶,都是在这里首次见到他们的演出。

我喜欢长安首先是它离我家很近（那时我在绒线胡同住），十多分钟就可到达。剧场不算大，能坐1200人，可是在北京的老戏园子里，也算不小了。其次，在那里，甭管坐在哪儿，都看得见、听得清。尤其是票价最低的楼上东北角、东南角，购票早的话，买到的票和最高票价的前排距离很近，是各剧场低价位中最理想的了。那五合板的折叠椅，若比起现在豪华的剧场丝绒软椅来，当然是寒酸了些。但是大众化、平民化至今还是很多人的需要。我去过两次国家大剧院，太恢弘了。象迷宫似的，找了半天也不得其门而入。听说一个座位那么大一块地方的平均造价要nn万人民币，令人咋舌不已。

那大理石质地雕刻着“长安大戏院”五个金字的招牌，现在已经移到新长安的大门上边了。变成了新老长安唯一共同点。老长安一进大门没几步就是售票处，厚玻璃隔开买票的和售票的，但是透过玻璃完全可以看到售票的情况。我常从那里过，即使不听戏，也总爱看看座儿上得怎么样，好象成了一种习惯。售票处往里几步就是入场口，在那里检票。进场后是一狭长的过道，两个门通往楼下的剧场。过道两端是楼梯，在楼上听戏就从那里上去。

在长安第一次听戏是1952年春节，中国京剧团的龙潭鲍骆、打渔杀家。到1953年春节再去那里买票，就与去年大不相同了。买票的人太多了，在售票窗口排队会影响西长安街交通的。所以改在后门售票。长安的后门在宣武门大街北端的一个小巷子里。那儿人都堆满了。我挤进去，好几条排队长龙。好容易找了个队尾，站在那里，享受着北风带来的寒冷。倾听着戏迷们侃哪天的戏好。过了三个多小时，排到我了，每人限购五张，我们四个初中时代的小戏迷，分别在几个剧场排队，每人都买不同日子而同样票价的四张票，绝对也是今天的aa制。我买了市三团张君秋《凤还巢》、陈少霖、冀韵兰的《八大锤》。（买哪一场我们事先都精心策划过的）

后边一位中年人早知道我只买四张票，央我代他购一张其它场次的票，我很乐意效劳。我按事先得约定，买了楼上正厅散座【6000元（旧币，合现在六角）一张票】。到下午，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各自叙说买票的艰难，把票分好。净等春节时过戏瘾了。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无怪当我听到庞龙唱《往日时光》中“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的深沉句子时会潸然泪下了。

在长安听得最顶级的戏是筱翠花、马富禄的《一匹布》，谭富英、慈少泉的《奇冤报》。萧和老与姜老的《连升店》、筱老板、雷喜福、石青山、高富远的《坐楼杀惜》。北京京剧团成立时马谭张裘合演的《龙凤呈祥》。谭富英、张洪祥的《托兆碰碑》。杨宝森、金少臣的《伍子胥》。奚啸伯、张玉英、于鸣奎的《全部宋江》。还有北京戏校张学津、李玉芙、孟俊泉、马永安等优秀学生每周末的实习演出。

1957年以后，北昆成立，我又随着伯父迷上了昆曲。有时去西单剧场有时也在长安。如白芸生的《西楼记》《金不换》，侯永奎、李淑君的《千里送京娘》，洪雪飞的《相梁刺梁》。还有荆钗记，虽是年轻演员演出，可也颇具规模。最令人难忘的是韩世昌老师的《胖姑学舌》、侯玉山老先生的《嫁妹》《火判》和《通天犀》、和侯永奎先生的《林冲夜奔》，那可真是无可比拟的艺术享受。

1961年在这里听张云溪、李和曾《八大锤》时，正逢困难时期，长安小卖部忽然卖起炒红果来。虽然那是助消化的，可也招得人们蜂拥去买。当时我们有两个人，买了两份，就跟中了彩似的。

文革前最后一次进长安是1962年9月看赵燕侠马富禄《得意缘》。文革十年没进过剧场，却在1974年，进城听李何林先生关于鲁迅先生的讲座时，又进了一回长安。不过那讲座也全以文革时的思想重新涂饰了鲁迅先生。到八十年代初，在长安看过一次内部招待的早场京剧。开场是王玉珍的《盗仙草》。当中是赵葆秀、罗长德的《李逵探母》一折。大轴是《雁荡山》。没有说明书，其他演员不知其名。只有一个印象：武行都不象文革前穿用布缝的大袜了。鹤童鹿童还有孟兵贺兵都穿尼龙丝袜，没有以前那么较真儿了。

从1952年到1962年的十年里，我在长安听了百十来场戏。北京别的剧场都排在他后边，所以至今还难以忘却。

本贴由老田于2010年1月17日17:56:57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