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纪实

高朋满座 共商振兴大计

和宝堂

本刊综合报道 由中国戏曲学院主办，本刊编辑部协办的"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暨京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于5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建银大厦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艺术家、教授、新闻媒体和有志于京剧事业的青年研究生共160余人汇集一堂，开诚布公地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或对京剧历史上的某人、某事、某流派交换观点；或对当前京剧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表高见；或对京剧学学科的建设献计献策，使这次规模空前的京剧研讨会比以往的历次会议都更加深入实际，更加活泼热烈，更加民主务实，是一次真正百家争鸣的学术会议。

群贤毕至 不同往常

过去的戏曲学术会议大都是研究所、研究院的事情，参加会议的大都是老面孔，老相识，谈论的也都是老话题。与戏曲表演团体无关，与观众、戏迷无关，与戏校教师无关，形成了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关门会议；尤其是歌功颂德者无视京剧院团和戏曲院校举步维艰的实际情况，无视剧目演出票房收入的实际情况极尽吹捧之事的腐败学风泛滥，使我们的学术会议几乎斯文扫地。然而，这次研讨会由于从征集论文开始就通过本刊公开举行征文活动，形成了面向全国，面向一切与京剧相关的各阶层，各方面人员的一次开放的会议，因此使这次研讨会不仅有各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还有北京、上海、天津和中国等京剧院的艺术家和负责人。甚至包括了王金璐、梅葆玖、张学津、刘长瑜、孙毓敏、叶少兰、尚长荣、李维康、李军等长期活跃在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和著名演员，他们的发言在大会和分组会上都是特别让大家感兴趣的热点；关注京剧，或与京剧关系密切，但是并非圈内人士的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何祚庥、许孔时、王文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伯昭；总政的孙焕英；佛山画院的钱今凡；安顺市的高中教师洪阜；江西教育学院的副教授李和平；舟山广播电台的京昆爱好者王政等以他们特殊角度发表的见解给这次研讨会带来了特殊的声音，尤其引人注意。来自中国戏曲学院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等大学的一批青年研究生以他们青春的面孔，鲜明的观点，活泼的语言也给这次研讨会带来了蓬勃的朝气。

尊老敬贤 主席让位

这次研讨会开幕式，坐在主席台上的有中国文联的书记处书记廖奔，也有文化部艺术司的负责人蔺永钧，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国华和艺术家王金璐、尚长荣以及退休的中国剧协的老领导刘厚生等，会议的主办方是中国戏曲学院，杜长胜院长是理所当然的大会主席。可是在开幕式上我们看到主席台正中坐的不是主办方的头把手杜长胜，而是一位无职无权但德高望重的平头百姓、93岁高龄的京剧学家刘曾复老先生。这一反常的座次安排，说明了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一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会议；是一次没有“官本位”的民主会议；也是一次尊重知识，尊老敬贤的会议。所以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满了民主气氛。接着，大会进入主题报告的日程，而三位报告人也没有一个是有职有权的人，却又都是学识广博的，受人尊敬的老者。第一个报告人，当然是众望所归的刘曾复先生。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京剧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对我们如何面对目前的京剧危机提供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教训，刘老的报告对与会者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京剧发展史的机会。尤其是刘老现身说法，以自己在青年时期受到当时“西化”、“欧化”的影响，突然以为京剧是落后的，只有话剧才是先进的，文明的，所以很长时间不看京剧。直到上大学以后，再次感受京剧与昆曲的艺术魅力后，才重新爱上了京剧，以史为鉴，对我们今天认识眼前的“京剧话剧化”的思潮影响，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呀？随后，刘老又以自己学戏、唱戏、再学戏的经历，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学习京剧艺术必须透过皮毛，学习到艺术的真髓，绝不能一得自矜，浅尝辄止，否则只能是“比不会还不会”，这对我们青年演员满足于观众廉价的掌声，学了几出戏就以为自己可以超过前人了，可以称艺术家了，而不知道艺术没有捷径，刘老的话是多么发人深省的忠告啊！第二个报告人是来自上海的老者陈多，他对京剧的流派问题，剧本问题，剧目创作问题、舞台美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特别强调了戏曲以表演为中心，西方戏剧以文学为中心。我们的京剧编剧、导演、舞美、音乐等都应该为主演服务，演员应该对剧本，对人物，对唱腔，对表演技艺的安排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而不应该完全服从导演，服从作曲，服从剧本。第三位报告人是中国戏曲学院退休的老院长、老教授朱文相，他在关于如何建设京剧学学科的问题上提出的三破三立，即破除西方中心论，树立以我为主论；破除中西趋同论，树立弘扬特色论；破除西体中用论，树立中体西用论，很是引人深省。他对京剧学学科建设的长远而具体的规划也给与会者描绘出一幅令人鼓舞的蓝图，很受鼓舞。这三个主题报告以尊重传统，遵循艺术规律，尊重现实的务实精神为这次研讨会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也为这次研讨会顺利、健康地进行奠定了基础。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二百”方针强调了近半个世纪，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首先在筹划与会人员的名单时，中国戏曲学院领导就以包容的态度为这次研讨会制定了一个团结、民主，集思广益的宗旨，并以此来邀请五湖四海的各路诸侯。例如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黄维钧同志在发言中就感慨地说，他与这次研讨会的秘书长傅谨同志曾经在观点上有分歧，发生过针锋相对地论战，但是这次却意外地收到傅谨同志的邀请，生动地体现了这次研讨会的精神，感到有一种包容的博大、平等的胸怀。我们看到这次研讨会上既有剧团戏校的务实派，也有“前海”派；有史论专家，也有关注、研究艺术生产现实的第一线的艺术家；既有以保护传统和京剧本色为宗旨的，“移步不换形”论者，也有公开反对梅兰芳先生的意见，提出“移步”必须“换形”论者；既有《中国京剧史》的编著者，也有对《中国京剧史》提出异议者；既有人为京剧表演艺术水平下降而担忧之士，也有人认为当前京剧表演艺术的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乐观派；甚至在以研究戏曲为主题的会议上，也请来了与否定戏曲，提出以话剧取代戏曲等言论的相关人士。所以在研讨会上出现了“会上观点冲突，会下祥和融洽”的气氛。尤其是前海派的领军人物、老研究员龚和德先生表现了很高的姿态，主动对和宝堂、蒋锡武同志提出：“我们应该免战，因为我们意见不同，但是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戏曲的振兴。我们是从两个方面出发，角度不同，但心情一样，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探索京剧的未来。”所以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主办者强调的“要相信真理越辩越明，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一言堂”的会议精神。

关于京剧流派的产生和继承

与会者在讨论京剧流派问题时，主要是谈到现实的流派产生问题。在今天京剧的现实情况下，我们还可不可能产生新的流派，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目前的体制下不具备产生流派的土壤，既没有形成流派艺术的组织基础，如像四大名旦那样，围绕着他们，为他们形成艺术风格服务的编剧、琴师、鼓师、配演、场面；也没有表演艺术家展示个性的客观条件，更没有由表演艺术家自己决定自己排什么戏，如何排戏，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的宽松环境，也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流派。尤其是目前，从事舞台实践的艺术家演出机会非常少，完全限制了艺术家的成熟、积累和创作发展，所以目前主要是对流派的模仿、学习、继承和光大。另外，还有人认为目前许多演员已经具备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例如在座的刘长瑜主演的《卖水》、《红灯记》等戏在京剧历史上，在观众的心目中都是她的代表作品；张学津主演的《箭杆河边》、《于谦》、《画龙点睛》和《谭嗣同》也是他在继承中的发展与创造，虽然目前还没有公认为流派，但是已经具备了流派形成的要素。有人还认为他们已经对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当然，也有人说，究竟谁是流派，谁不是流派，要留待后人评说。例如郝寿臣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郝派，总说自己学的是金秀山，或者说学的是黄润甫；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张君秋的张派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上海叫起来的，自己当时感到很突然。其实张派的风格从50年代的《望江亭》公演后就已经形成了。
不过与会者一致认为，个性是艺术的灵魂，流派是艺术特色的标志。演员没有个性，艺术就没有号召力，没有流派的形成，京剧也就没有了生命，所以为艺术家自己搞艺术创造条件，提供方便，促进新的流派纷呈是京剧艺术启动票房，吸引观众，重现辉煌的关键一步。

关于观众的问题

与会者在讨论到京剧的困境时，大都认为观众的流失是最重要的标志，目前自娱自乐的所谓艺术生产是行不通的。可是有的人认为京剧的观众在减少，电影的观众也在减少，话剧的观众更好不了多少，所以要冷静地对待这个问题。尽管现实冷酷，但是不必惊慌失措。也有的人认为，相当一部分老观众还在持续地甚至非常热情地关注着京剧现状。同时也有一些青年观众参与其间，不少同志的发言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不要一提京剧观众就是七老八十的老观众，白头发，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当然要依靠老观众去带动新观众，要从儿童时期启发他们对京剧的感情认识，所谓观众的问题也要从娃娃抓起。有的部门是从学习京剧知识入手来争取新观众和青少年观众，往往引起付面效应，要用最好的戏来征服观众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现在最重要，最可怕的是由于某些“表率”的作用，逐渐形成了观众白看戏，不买票，并习以为常的现象。同时也存在着假观众，假票房的现象。这是由于有关评奖部门提出获奖标准之一是演出场次的多少，所以许多争奖剧目为制造假繁荣，只好找有关部门“推票”，或者自己买票，再组织观众捧场。结果，场次是真的，票房是假的；观众是真的，市场是假的，这也是观众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与会的京剧爱好者认为，获奖剧目是排给评委看的，不是排给观众看的，都是花拳秀腿，没有艺术的含金量，所以热衷于票友活动的戏迷，对获奖剧目从来不感兴趣。也有人认为，对于京剧的改革，老戏迷应该多给一些宽容，不要过于苛求。

关于人才问题

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说京剧的人材既匮乏，又浪费。京剧的人材断档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许多活跃在舞台上的好演员，就因为年龄问题而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突然离开了舞台。其实，一个好演员的黄金时代正好是50岁到60岁。例如最受观众欢迎的《穆桂英挂帅》就是梅兰芳先生60岁以后的杰作；最受观众欢迎的《赵氏孤儿》就是马连良先生60岁以后，谭富英先生50岁以后的力作。荀慧生先生、尚小云先生、周信芳先生等等，几乎都是在50岁或60岁以后才达到出神入化，随心所欲的自由王国。显然，某些体制问题和某些其他部门的退休制度等等束缚了京剧人材的正常运转。总之，既要注意培养人才，又要注意停止人才的浪费。

关于剧目和市场的问题

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说过去是八个样板戏，现在是八个传统戏。说明对传统戏的发掘、抢救、整理、演出的问题提出多少次，却至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实际上我们有丰富的宝库，要充分地发掘，是大有作为的。在发掘的过程中要有一个整理改进的问题，但是要特别慎重。不能在没有弄清楚基本框架时就盲目地乱改。鉴于若干年来的历史情况，不宜过多地排演紧跟时政的剧目。尤其是许多现代戏，就是因为跟时政太紧，事过境迁，就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了。还有一些戏过于短命，关键在于艺术的锤炼不够，艺术价值不高，很快就消失了，很难流传。另外，有人认为应该考虑观众的多样性，不宜用一个标准来衡量。
与剧目问题紧密相关的就是市场问题。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农村，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广大市场。农村市场的开发和调研必须提到日程上来。张学津先生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大家都说京剧必须走向市场，但是不要忽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有必要把文化市场理顺好，整顿好。比如过去是剧团与剧场并力求财，现在是剧场首先要赚剧团的钱。场租过高，严重地影响了剧团的正常演出。所以需要政府首先给予一个大的扶植。当然这里指的是传统京剧，政府有责任保护民族文化，没有理由让它“自生自灭”。现在是一个扭曲的市场，有钱，就排演没有市场价值的争奖戏、政绩戏、没有人看的戏；凡是要排演具有营业价值的传统戏了，要排演赚钱的戏了，要排演濒临失传的戏了，就没有资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恢复排练和演出了，所以只剩下“八个传统戏”了。许多人不明白，剧团总喜欢排演赔钱费力不讨好的戏，投入少，观众喜欢，艺术营业价值高为什么不抢救，不排练，不演出？

关于京剧文化问题

在小组讨论中许多与会者对京剧艺术的文化性质发表了意见，一位研究所的人认为过去我们对传统艺术是保护的。虽然也有局限，但是也有积极的意义。所谓有一些局限，就是对戏曲中的文人文化重视不够，其实民族文化应该包括民间文化、也包括文人文化，王先生认为京剧本质上是民间文化，但是是提高了的民间文化，同时京剧也属于通俗文化。还有人认为京剧曾经是很时尚的东西，它的内容是丰富多样，并不都是高雅的，而且也不都是儒家文化。
关于京剧文化的研究问题。北京艺术研究所的秦华生认为我们对京剧特性的科学性的研究很不够，它和其他剧种有什么区别？京剧艺术特性究竟有哪些？都缺乏具体深入的分析。他特别例举了一些例子说个案分析不够。秦华生介绍一个情况：根据北京艺研所的多项问卷调查显示，喜欢京剧的年轻人还是很少，尽管看到有一些年轻人进剧场学唱京剧，但是根据调查还是很少，他认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京剧变革。四大名旦当年是主动改革以吸引观众，不是被动的。他认为在四大名旦的时代，京剧也有外来文化冲击的问题，和我们现在京剧面对的问题有类似之处。他认为过去的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的演出一直是根据观众的反映在不断的修改，与时俱进是京剧的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谈到京剧艺术及其文化传统与时代的关系时，中国科学院的许孔时先生认为不必刻意强调京剧的形式美，形式和内容应该相结合。而且他认为观众的欣赏习惯其实也是随着时代不断前进的。晚清的时候和现在的欣赏习惯就大为不同。
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孙玫老师分析了样板戏与传统戏的联系，认为艺术的传统，尽管在“文革”时代也是割不断的。他认为“三突出”不是政治的问题，而是有一定艺术依据的，最突出的中心就是突出一号人物，这和“李玉和”主导的观念是暗合的。“文革”时代是不承认传统，要和传统割断联系，实际上是割不断联系。中央音乐学院的戴嘉枋谈到样板戏时认为样板戏对京剧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有调查显示与传统京剧相比，年轻人更喜欢样板戏，他认为样板戏给京剧特别是京剧的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说明京剧还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海震先生则提出我们肯定样板戏艺术成就的同时，不要忽视样板戏与专制时代的政治联系。

关于京剧学学科建设的问题

与会者几乎一致认为京剧学学科研究部门的设立，能够为京剧艺术家和京剧学专家、研究生、热爱者搭建一个充分地，系统地，有组织，有计划地研讨、交流的平台，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应该向倡导者和筹建者表示感谢。有人也提出，研究一些具体问题，通过研究发现事实，对我们的京剧艺术实践提供一些参照，而不应该以是非判断为目的。我们研究一个问题不是说对还是错，不为是非判断做研究，我们是发现事实。四川川剧的李祥林研究员认为，京剧学研究对戏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对其他剧种的研究也有着示范意义。他认为戏曲学院在研究京剧方面应该有领军意识，发挥戏曲学院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势。黄维钧认为不要忽视京剧的现状，要有理性的态度，要有开放的心态，同时希望有一些新的成果。不要停留在现在学科如何发展上，尽快出一些成果。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孙焕英强调学科建设不应该忽视流派、学派的建设，因为流派、学派的建设对京剧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京剧学研究应该百花齐放，学术民主，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结论。京剧学研究更应该重视舞台，但是不等于只重视表演，我们应该重视舞台整体的研究，应该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戏曲学院的赵景勃认为，中国戏曲学院提出京剧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出版一些京剧学的成果，可以举办论坛，还可以有教学活动，通过请一些专家到学校讲课，搞讲座也是京剧学研究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京剧的实践和京剧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两张皮，他希望这种现象不要继续下去了。他认为我们应该注重京剧本体的研究，其实很多先生都提到，京剧到底有什么特征？不要光从昆曲和梆子和秦腔比较，应该和汉剧和徽剧比较，这里面有很多具体问题有待我们研究。
中国戏曲学院的白光耀认为京剧学是对京剧进行科学的、系统的研究和总结。他认为京剧学的研究不应该脱离京剧的本体。我们戏曲学院牵头联系海内外京剧艺术家和理论家共同研究，并通过研究编写一本《京剧学概论》的书，回答京剧的本质、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区别与联系、它的范畴、理论体系等等，就是创立京剧学必须要解决的一些问题。总而言之，与会者对京剧学学科的建设一致看好，都认为意义重大，关系京剧之命运，切不要虎头蛇尾，也不要风声大，雨点小，更不要昙花一现。

迟到的贺词，圆满的闭幕

三天会议，包括分组会，92岁的刘曾复先生全程参加，给与会的后生晚辈很大的鼓舞；当大会闭幕之际，远在上海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又委托翁思再同志专程来京，给大会带来了他的贺词。原来在会议筹备期间大会秘书长傅谨同志专程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由于王老身体不适，14号晚上刚刚出院，15号就口述了一个贺词，特请翁思再整理并到京在大会宣读。贺词如下：
在京剧不振的情况下，能够建立起京剧学这样一门学科，聚合全国的京剧学者，对京剧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和科学的研究，这对于发扬京剧传统，以及推动京剧发展是很有意义的。我对这次学术讨论会表示祝贺。
我希望与会者能够对这些年来京剧工作的方针，以及演出活动的成败做一点回顾。希望能把中国京剧同西方戏曲做比较研究，看看西方文化哪些可以为京剧所借鉴，而在哪些方面必须保留京剧本身的特点。世界文化是由各民族贡献自身特点而形成的，如果都按一个标准去发展，那就失去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我对现在建立的京剧学科怀着极大的期待，希望这门学科取得成就。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中国戏曲学院的杜长胜院长和赵景勃、白光耀副院长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而杜院长的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思。他说：“当年蒋介石去台湾，千方百计地，甚至不择手段地强逼利诱地把京剧演员带往台湾，后来又在陆海空三军建立了戏校和京剧团。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娱乐吗？那是为了凝聚军心、凝聚人心。不是吗？最近几年，李登辉、陈水扁上台立即把海陆空三军的京剧团合的合，消的消，都没有了。因为他们要搞‘台独"，要搞去中国化，首先要从文化入手，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精髓的京剧必然是他们搞‘台独"的障碍。可见京剧艺术的影响之大，所以说，京剧艺术其实早已经超出艺术本身之外了。”
京剧之命运牵系着国家之命运，两岸之前景，民心之所向，难道我们还不该认真对待京剧，认真地对待京剧学的学科建设吗？难道我们还要作出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来吗？我们相信，杜院长的话对我们每一位与会者都是不小的鞭策和激励。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