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我们有音配像

中国京剧音配像文化工程结束了，无论配的质量是否能尽如人意，它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用“伟大”来形容这项工程并不为过。它整合了资源，保护了资料，并且培养和熏陶了一大批青少年京剧爱好者。

中国京剧音配像文化工程，据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天津首先进行了七出戏的试配。如果不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所影响，也许这个工程不必等到近十年后，即九十年代中期才全面展开，使得一大批第一代传人或因故去、或因年迈，无法直接参与配像工作，造成艺术上的遗撼。依我看，中国京剧音配像文化工程严格的说应该追溯到更早，不仅是这个形式早已有之。更重要的是，若不是在建国后的十几年间，抢救录制了那么多的录音，如今到哪里配像去？现在经常能看到书上、文章中描写政治动荡对传统文化、对国萃艺术的禁限和破坏，是然。但也应当看到，绝大多数配像的原音（很多是冷戏、限戏乃至禁戏），也正是由于国家相关领导、部门的高瞻远识，和广大艺术家的辛勤和无私的贡献，才能留存于世的。这两百多个剧目，四百多出戏，几经风雨，能汇集到新世纪的今天，多么难得啊！

中国京剧音配像文化工程结束了，但确实未能将所有珍贵的演出都尽收于囊。因此，它并不代表，对中国京剧传统剧目录音资料搜集和出版工作的结束。抢救了这么多剧目的录音，并不代表我们就继承了这么多的剧目，更不代表我们能够将这部“活教材”学好、学透。从文化意义上讲，这是一次亡羊补牢，只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说到被遗漏的经典演出和优秀剧目，并非少数。我个人感到比较遗憾的十出戏，不妨小注在这里，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博识和偏好进行补充。

一、谭富英和张君秋的《四郎探母》。音配像的《四郎探母》有几个版本，但都是合作戏，竟没有一人到底的。《四郎探母》是谭富英的代表作，早年还拍过一部电影，他和张君秋在1958年曾于上海演出并录制了全部《四郎探母》，应当说就艺术的完整性而言，还是很有价值的。而且相信戏迷对他的“回令”及“叫小番”还是会很好奇的吧！

二、侯喜瑞和雷喜福的《打严嵩》。这是一个1960年录制的全剧唱片。侯、雷两位的录音本就极少，这出戏又是他们的拿手剧目，很能展示他们在念白上的深厚功力。

三、言少朋的《卧龙吊孝》。音配像里居然没有言派这出最具代表性的戏，不能不说是种缺失。言少朋1960年演出的《卧龙吊孝》和同年录的全剧唱片都有遗音，虽然他是宗马派的，但家学渊源，当还是首选之珍。

四、李家载和陈正薇的《二进宫》，录于1957年。言派的《二进宫》很有特色，而梅派此戏更是难能一闻。陈正薇作为杰出的梅派亲传弟子，也应留下一出戏才是。

五、李家载和杨畹农的《大登殿》，亦录于1957年。杨畹农曾创建“梅剧进修会”，授梅剧三十余出，整理梅派剧本，培育出李炳淑、杨春霞等大批梅派传人，而今听过他演唱的人却少之又少吧。

六、汪正华的《法场换子》，录于1963年，上海演出。音配像没有《法场换子》这个老生的重头戏，可惜了！杨宝森在临逝前曾有意灌录《法场换子》和《三娘教子》，怎奈天不随人愿。当年汪正华录的这部《法场换子》可谓多少弥补了杨师的遗憾。

七、张文涓的《定军山》，1963年上海演出并录制。谭派的《定军山》自然有名，但只谭富英一版略显孤单，而且也省略了唱词。我觉得宗余派的杰出女老生张文涓的《定军山》，是很规矩也很精彩的，值得参考。

八、李和曾、杜近芳和袁世海的《法门寺》，1959年演出并录制。我一直很庆幸音配像里收到了郝寿臣和侯喜瑞的两版《法门寺》，在听完马、谭、杨三派此戏后，高派的《法门寺》也许会很有新鲜感，而且三人后来似乎都没再演出过此戏，合作更未有之。

九、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四进士》，还需要理由吗？

十、马连良、裘盛戎、赵燕侠的《杜鹃山》。张君秋的一场《芦荡火种》“智斗”都配像了，自然整出的《杜鹃山》不在话下，其实早在一期工程完毕后，就有呼吁配像此戏的声音，甚至一些人倡议在舞台上演两个版本的《杜鹃山》。但至今未有结果，“样板戏”真的动不得？

中国京剧音配像文化工程结束了，但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京剧艺术的振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说点题外话，据说港台语文课本中，古文和白话文的比例是7∶3，而内地大概正好相反。最近“中学课本用金庸的《雪山飞狐》选章，替换了鲁迅的《阿Q正传》”又被炒得火热，不知看官有何感受？我总做些痴梦，比如高考能不能要求学生写首命题的古体诗？比如是不是可以组织中学生，六年在学期间在剧场看十出完整的戏曲演出？比如……

打住。这些在我看来不太难办的事儿，可能其实难的很呢。还是先顺着孩子们吃着麦当劳看《哈里波特》吧。文化这回事，不是像“音配像”这样经过一代人就能胜利竣工的。

还好，总算还有音可配。

还好，总算还有音配像。

本贴由裘迷于2007年8月30日09:35:03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