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方荣翔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外地调到济南工作，有幸结识了方荣翔先生，并使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了荣翔先生的艺术生活与为人——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外地调到济南工作，有幸结识了方荣翔先生，他住在南新街，我住在与他一街之隔的上新街，后来，他的孩子方立民又和我在一个单位共事，使我有机会近距离了解荣翔先生的艺术生活和为人。“文革”结束，京剧舞台迅速活跃起来。1978年下半年，山东省京剧团先后排演新编剧目《杨开慧》和《闯王旗》两出大戏，荣翔先生分别饰演剧目中的采药老人和郝摇旗。由于心情激奋和排练紧张，荣翔先生的心脏病犯了，不得不在家暂做休息。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探望他时，我捎去一部姚雪垠先生创作的《李自成》，他异常高兴，采取“走马观花”和“下马看花”的方式，在病榻上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厚厚的五册全书，重点地方还作了笔录，详尽了解李自成和郝摇旗等历史人物。对于一位连小学都没读完的老艺人来讲，这种睿智的读书方法和认真精神，着实让人敬佩。调养期间，他还绘画了百余幅性格迥异、色彩纷呈的京剧脸谱，这也令我大开眼界，使我有机缘向他习画京剧脸谱。

1979年夏，裘盛戎的儿子裘明(后来改名裘少戎)随中国戏曲学院实验京剧团来济南演出，我随荣翔先生一起观看。到了剧院，他安排我在前排坐下，他悄悄坐到后排静听，见我有些诧异，他说：“我怕裘明看见我演出紧张。”剧场休息时，我随他一起来到后台，我说：“您看裘明的扮相多像裘先生。”这句话竟使他扑簌扑簌落下泪来。裘明卸完装走过来，提起方才道白中漏掉两句词，一个劲儿敲着头：“该打，真该打！”荣翔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不用紧张，今儿个忘了两句，下次再唱到这儿，就再也忘不了了。”不少观众围住他，询问裘明的身世，他高兴地说：“我这位师弟才20出头，这么年轻，学得这么好，前途无量！”

提起裘明改名的事儿，这还是荣翔先生向师母李玉瑛出的主意。在老梨园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叶盛兰之子起名叶少兰，李达春之子起名李少春，杨盛春之子起名杨少春，袁世海之子起名袁小海，马富禄之子起名马幼禄等等。为的是子承父业，更好地鞭策后辈努力进取。师母李玉瑛听取了裘门大弟子的意见。“裘明”改名“裘少戎”，体现了荣翔先生对老师的孝心，对师弟的关心和对继承、发展裘派艺术的良苦用心。

1980年盛夏，老艺术家袁世海先生率中国京剧院一团到济南演出，在山东剧院贴演《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四进士》等剧目，山东电视台做实况转播。每场演出，荣翔先生都要到闷热的转播车里，指导转播工作人员切换镜头。袁先生演出《华容道》那天，我去听戏，在转播车前碰见荣翔先生，我说；“您不要太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多注意身体。”他说：“传统戏开禁不久，他们年轻人(指转播工作人员)还不太熟悉剧情和角色，让我来指点指点；二来，袁世海先生是我师叔，从小和裘先生一起在喜连盛科班学艺，后来还亲自寄给我《李逵探母》剧本，我非常敬重他老人家。无论从提高转播效果，还是从个人感情讲，我都该这么做。”

1981年1月份，天津举行裘派艺术专场演出，作为裘派第一传人，荣翔先生被邀参加演出，并有先机选择演出剧目。他准备演出辍演多年的《坐寨、盗御马》。这是一出唱做并重、铜锤和架子花脸“两门抱”的重头戏。行前，我到方家拜访，只见荣翔先生上穿单褂，下穿练功裤，脚蹬高底靴，手执马鞭，口戴红扎(髯口)，边唱边舞，正在悉心排练，虽是隆冬季节，他头上已冒出了汗。练到剧中人窦尔墩盗得御马，抬腿勒缰，仰身扬鞭，甩髯扭身一连串的动作时，我禁不住喊了一声：“好！”荣翔先生宛然一笑：“这是当年裘先生的心血呀！先生那身段，真漂亮！把窦尔墩得意洋洋的心态，演得活灵活现！”到天津参加演出的还有多名裘派弟子，谁知一上报演出剧目，上海京剧团王正屏先生也准备的是《坐寨、盗御马》，这可让组织者和师母李玉瑛为了难。荣翔先生知道后，毅然放弃了这出排练多时的剧目，改演其他戏，一时，“荣翔大师兄不抢戏，善让戏”被传为佳话。

从天津返回济南，荣翔先生准备演出脍炙人口的拿手戏《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但此时天津京剧三团又来济南巡回演出，其中有他的学生康万生也演出《大、探、二》，于是他又主动推迟了自己的演出计划。他还亲自到北洋剧院为康万生勾脸，并站在边幕旁把场，充分体现了一位老艺术家对晚辈的提携和关爱。那时，济南的交通还不方便，每晚演完散场，公共汽车早已收车，荣翔先生只好徒步回家，或是由他的孩子骑自行车带他回家。直到天津京剧三团结束在济南的演出，他才贴演济南观众等待已久的由他主演的《大、探、二》。

1982年，中国京剧院转来一封美国一位华人票界朋友寄给荣翔先生的信。信中写道：“我是位‘裘迷’，与您素昧平生，但知道您是裘派弟子中的大师哥，也是裘老师最得意的门生。我们在美国听说，‘文革’初期，有位您的师弟对裘老师有过激行动，海外朋友对此事批评非常严厉。您是他的大师兄，又是裘家最接近的人，盼望您能给我们一个最公正的解说或是求证。”信后还列出了一大堆关于此事的疑难问题。这封信着实让荣翔先生为了难，他与我商量，希望本着“造就一个人才不容易，毁人可在旦夕”的义理和态度，代他写个回复信稿。我按照他的嘱托办理。他仔细看过信稿后，作了删改，只将1968年年初，裘先生带着这位弟子到北京同仁医院托名医给他治疗眼疾；1969年裘先生和夫人在他和夏韵龙师弟的陪同下，与从上海京剧团赶来的李丽芳女士和那位师弟一起到首都剧场见面、看戏的情景；以及裘先生故世后，1979年师母李玉瑛在家主持裘门弟子团聚，众师兄弟同围一锅吃涮羊肉，让每个人清唱两段、一段西皮、一段二黄的欢聚情况写给了这位海外朋友。信的最后，荣翔先生特别强调：“让我们用最大的精力去介绍、继承和发扬裘派艺术的精髓，为繁荣祖国的京剧艺术事业而努力，这才是老师寄托于我们的遗愿。”

荣翔先生属牛，1985年是他的本命年，整60岁。那年3月，他在当时的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请美国医学专家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出院后，他不动声色，抓紧时间整理裘派剧目的文字资料。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去家中看望，见他在成堆的资料中戴着花镜，伏案认真写着。交谈中，他突然问我：“听说本命年不是好年头，是吗？”突如其来的提问，使我一怔，观察到他脸上露出一丝不经意的焦虑，我顺口说道：“哪里哪里，都说猪、马、牛，好耕田，是好年头哇！”我猜测，他在担心自己的身体是否能顺利整理完裘派剧目。我的猜测后来得到证实，1988年夏季，荣翔先生赴香港演出，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复发，需做第二次搭桥手术。当时我正在香港参加山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洽谈会，在他做手术的前一天，我赶往港安医院探望，见他仍伏几握笔，专心整理着戏文。他有些焦急地说：“我得抓紧时间把裘先生生前的剧目整理完啊！”

荣翔先生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怀念，我们更应该学习他尊师、敬业、无私的奉献精神。

（摘自 《济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