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名家李玉声先生谈艺录
邬可晶
2005年底，“中国京剧论坛”上发出了李玉声先生关于“京剧与刻画人物无关”的系列短信，我不揣谫陋，写帖以申说其旨，本以为笺注之辞，难免郢书燕说，不想李玉声先生读后深以为然，引为同道。就这样，承蒙不弃，通过网络，我与李先生得以相识。
其实，在此之前，对李先生的艺术我并不陌生。他师绍陈大濩先生的老生声腔，是我时常聆听揣摩的“法帖”；他所录制的几集《名段欣赏》，更是“简而美、疾而稳、脆而帅、柔而威、松而劲”的表演范本。在进一步欣赏了李玉声先生的《挑华车》（1984年北京演出实况、1990年上海演出实况）、《小商河》（1990年上海演出实况）、《定军山》（1990年上海演出实况）、《战太平》（1994年上海演出实况）、《古城会》（1994年杭州演出实况）、《走麦城》（1996年杭州演出实况）等戏之后，深感他无论武生、老生、红生诸行，不管文武昆乱，在不失本行当严谨规范的“五功五法”之余，均有儒雅之气、行云流水之美一以贯之。扣问其故，李先生拈出“苦练”、“文化”二词，以为表演艺术之管钥。
说到“苦练”，李先生认为这是攀登京剧表演艺术高峰的唯一捷径。所谓“苦练”，是说练功要不畏艰苦；但苦练不等于傻练，练功要善于动脑筋。练功必须始于练“形”，“形”是基础的基础，只有把基础砸瓷实了，才能以熟练的规范程式找到正确的感觉、意识，程式不规范、不扎实，很难找到正确的感觉，感觉对了，“情”自然涌现，以情领神，以神引形，这样长期的反复磨练，必有所成。练功不能单纯练技巧，单纯练技巧容易练偏，不易把握风格导向。应当在练技巧的同时，更注重练“心”，即表演意识。因为“五功五法心为上”，功法源于心，则富有神韵，颇具意境，能传之久远，回味无穷。现在演员演出机会比较少，不似前辈艺术家几乎天天泡在舞台上，因此全靠平时练功以提高艺术水平。以李先生的切身体会而言，练功当与演出一样认真投入。练功不排斥练技巧性的东西，但作为一个成熟的演员来说，练功更重要的是拉整出戏。李先生称他练功拉戏，虽然只有一个人，但心里默念着别人的词，想着台上进行的一切，和正式演出一样，决不偷工减料。如此，演员才会对每出戏都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全面的熟练和提高，全面的领悟和长进，行当的唱念做打舞手眼身心步每个方面均能平衡发展，而不是像某些演员只会翻跟头，一张嘴念词就不是味儿了，正如一个人攀登高山，两只脚上去了，脑袋还留在山下。
李先生认为，“练私功”极其重要。何谓练私功？不是指学校课堂上老师安排的课程，不在上课时间内练的功，而是背着老师和同学自己找个地方练功，按照自己所需要的内容项目去练，是为练私功。另有一种对练私功的解释：为了练一样技艺、一套绝的新玩意而背着众人去练习，俗话说山后练鞭，亦为练私功。过去梨园界很讲究“一招鲜，吃遍天”，所以这一种练私功也是不能忽视的。
在五十多年的舞台艺术生活之中，李玉声先生练私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戏校当学生之时；第二阶段，毕业后分到杭州期间；第三阶段，“文革”结束恢复传统戏以后。
在戏校十八岁那年，李先生自己安排了练私功的时间。每日午饭后大家休息，他去练功，不论春夏秋冬，都穿上棉裤棉袄，穿上箭衣，扎上绹子，系上大带，拉《八大锤》、或是拉《一箭仇》、或是拉《夜奔》等等短打和箭衣戏。晚饭后大家去玩儿，他则去练靠功，把放在暖气上或者放在太阳地儿的棉裤棉袄穿上、扎上靠，练靠功。晚自习后，跟大家一块睡觉，一觉醒来，不知几点钟，偷偷爬起来到主楼去练基本功，穿上厚底练上下桌儿的飞脚、旋子、扫镗等功，练完功回宿舍接着睡，第二天和同学们一样起床上课。因为太害怕的缘故，晚上这遍功没能坚持太久。进戏校几年后，李先生相继演出了《一箭仇》、《八大锤》、《长坂坡》、《野猪林》、《恶虎村》等等重头戏，老师们看后很满意。茹富兰老师说他“十六、七岁的孩子，演起戏来像个四十几岁的”，孙盛云老师对别人说：“教玉声七成，他能演出十成。”有一次，中国戏校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隆重庆祝建军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万人礼堂演出，全校学生合演一出《雁荡山》，李先生的孟海公，演员方面要上一二百号人，乐队也有百十来号人。看完排戏，宋富亭老师说：“玉声这孩子坑儿坎儿麻杂儿都好。”老师们说李先生艺术早熟。李先生在戏校期间可以算是戏校的高才生、尖子，深得老师们的抬爱，这恐怕得归功于他坚持不懈的练私功。
毕业分配到杭州，这一阶段的练私功值得一提的是练《乾元山》这出戏。练《乾元山》是在每晚夜戏散后，李玉声先生从剧场跑圆场回到剧团宿舍，约四十分钟的路程，大家入睡之后开始练功。他练功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近乎残酷：练《乾元山》，每个技巧动作都必须顺利完成一百次，不能有一次差错；如果来到九十八次时出了差错，九十八次全都不算，从第一次开始重新再来，要求自己百次得百次成功。等练完《乾元山》，两条腿打软儿，站也站不住，只能仰面躺在地上休息，闭上眼睛，一睁眼只觉得天旋地转，恶心难受，得在地上躺好半天才有力气上楼回宿舍。
在“文革”那特殊年代里，传统京剧被禁锢了十六个年头。直到1980年恢复传统戏，李先生说他的功全丢了，诸如《挑华车》、《小商河》这样的戏根本演不了，想要重登舞台，必须从头练起，何况当时他已是四十岁的人了！可是他没有灰心，决心“把丢掉的功练回来，把过去的时间追回来”。从四十岁起，又开始练功，这一练就是十四年；十四年的含辛茹苦、废寝忘餐，没有一天节假日。他曾经严肃地问自己：“三年布衣成否？”（所谓“布衣”，就是练功溻汗的水衣子。“三年布衣”就是三年穿着水衣子过日子，不出门、不会客、不访友，只是练功。）“三年布衣成否？”他回答自己三个“成”字，一个字比一个字声音大，一个比一个有力量，第三个“成”字已近乎吼。那是1980年大年三十的凌晨，在一个没有人迹的大练功房里，当时没有伤心，没有眼泪，只有力量和决心，只有一往无前。四十岁开始练的头遍功，是在1980年大年三十的凌晨，扎靠练《挑华车》。当时浙江京剧团位于浙江美院附近，李先生家住红心巷。每天天不亮起床，骑半个小时自行车到南山路美院，翻栏杆进去开门，再推进车，扎上靠练《挑华车》。说来似有神助，每次练到“大战”，把黑风利扎倒在地，美院对面的军区政治部必定吹响起床号，时间若有误差，也不过相隔几秒钟而已。军号一响，他感到非常振奋，内心很是自豪：“大将军早已上阵，战士们才刚起床。”这样一练就是十四年。在练功过程中，有时练得不好、走得不对，他就用藤杆儿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腿。李先生说，他练功所流的汗水恐怕是常人所没有的。练完功头发如同刚洗过没擦一样，衣服没有一点干的地方，汗水不停地直流到鞋里。一次练完功步行回家，一路上汗水从裤裆直滴到地下，路过池塘，一个孩子见到他惊讶地说：“这个老倌（杭州话，指‘这个人’）掉河缸里了。”当时并没理会小孩的惊讶，因为这汗水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倒是现在想来不免几分凄凉。
有了这样几十年持之以恒的艰苦练功，无怪乎李玉声先生年过五秩在台上还能走“大翻身”靠旗打到台板、连走三个单腿翻身、或从左向右或从后向前走一排“跳岔”而毫不费力，自然舒展。
说到“文化”，范围不仅局限于文化知识，更兼融了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大自然的熏陶、涵养。李先生演“三国戏”而熟读《三国》，斟酌字韵而翻阅王力《汉语音韵学》，吟哦唐宋诗词于轩窗小几之间，也曾步武词律一试伸手，填拟自娱。李先生素喜丹青绘事，师承吴昌硕弟子诸乐三先生。初次登门做客，令我惊讶的是，这样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家中竟然没挂一张剧照，而悬之以山水花鸟作品，客厅正中高张一幅《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乃李先生亲笔篆书，格调高古。恍悟这岂不正与其表演艺术风尚相表里么？
李先生谈到在杭州四十多年的工作生活，遗憾之余，也有不少欣慰。杭州的灵山秀水给了他不少艺术上的启迪和感发，这恐怕是在别处所不易遇到的。约1965年，李先生在杭州孤山四照阁喝茶，天气突变，乌云铺盖着西湖自南往北滚滚涌向四照阁。孤山原并不高，加之黑云低压，紧贴湖面，真有铺天盖地之势。顷刻间天昏地暗，大雨倾盆，雨点足有小指粗细，骤雨侵袭四照阁，猛击着孤山的每一块岩石。古诗所谓的“白雨跳珠乱入船”启发了李先生悟得“雨打珍珠漫孤山”的意蕴。某日休闲在家，回忆起乌云铺盖西湖、涌向四照阁的自然景象，对于“乌云滚山，铺天覆地，骤雨击石”的境界妙韵欣欣然有所意会。由此想到应当把从大自然中所领略到的玄妙之韵融于京剧表演程式中去。京剧《长坂坡》中，赵云为保护幼主阿斗，不顾生死冲突曹营，七进七出。与曹军开打交战时，李先生就把从四照阁上所悟到的“乌云滚山，铺天覆地，骤雨击石”之势内化于心，引领程式技巧的施展，观众看其开打，真有“剑光如电马如飞”的惊心动魄之美。李先生在演出《乾元山》时，又把从断桥、白堤所见杨柳垂条、陶醉春烟的美景提炼为“清风拂柳”、“柳叶开合”的艺术感觉，来进行哪吒“走边”的创作、表演，“五功五法”之中就自然而然地具有飘逸如仙的艺术气质了。
每每谛听李玉声先生谈其表演经历和艺术见解，总能为我进一步理解其“火炽而深沉、激烈而儒雅”的表演风格提供新的认识和感悟。
（摘自 《中国京剧》杂志 2007.7）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