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林左田兄

我是1951年暑假，承陆志韦先生和高名凯先生不弃，调来燕大任教的。一到国文系，就认识了林焘（左田）。从此一见如故，不同于一般同事关系，而是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己。初到燕园，眷属滞留天津，开始住单身宿舍。后来承张伯驹先生把他园中藏书楼两小间空房借给我，在妻儿尚未迁京时，我一度还在左田兄家里搭伙吃饭。左田是个热心肠的人，对我关心无微不至。我在感谢张伯驹先生的同时，对左田和杜荣伉俪也是心存感激的。只是我和左田夫妇似乎已是交谊很深的老朋友，就没有把感谢的话经常挂在口头上；而左田更是行其所无事，从没有施恩图报的念头。今天回想五十多年前的旧事，我才体会到他们的挚爱之情真是“君子之交”。

我与左田有共同语言，是建立在三个方面的基础上的。首先我们都是传统戏曲的爱好者。我只是个爱看戏的戏迷，而左田夫妇却是一对躬行实践者，不但见多识广，而且能粉墨登场。左田身体好时，能吹笛伴奏，由夫人杜荣大展歌喉。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后不久，友人孙正刚在教员工会工作，经常组织业余演出。我看左田伉俪最精彩的一次彩唱，是他们联袂同台演的全部《奇双会》，从哭监一直演到团圆。不是我阿其所好，左田扮演的赵宠虽不及程继先和姜妙香，却绝对不在俞振飞之下。左田为演这场戏，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请叶仰曦先生吹笛，请李体扬先生扮李奇，傅雪漪先生扮宝童。这在业余队伍中，都是上乘人选，连业内的名角也心悦诚服的。事后我才知道，左田曾亲自向名小生金钟仁请益问业，同王少卿等这些一流名家也是熟人。可是左田对此从未炫耀过，只当成业余爱好。而左田的眼界远不局限于小生和旦行，他对杨小楼、余叔岩同样有很高的欣赏水平和精辟见解。我们曾反复细听余叔岩《打渔杀家》的唱片，谈彼此看过的杨小楼的戏。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又故态复萌，由收藏旧唱片改为搜求罕见的录音带。每有所获，必与左田分享。记得左田听了姜妙香晚年录音《监酒令》唱段，认为调门虽低，却比1929年高亭唱片所录唱的火候高出几倍，这种欣赏水平真是“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而时至今日，京剧式微，已成为“四不像”的东西，再求一位像左田这样的行家里手，恐怕比周诰殷盘都难了。

第二个方面是由于左田是我真正的诤友。我从十几岁就喜欢舞文弄墨写剧评。到二十岁前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一直写到1948年。建国初期，我停了笔；院系调整后，由于认识了马少波同志，看戏的机会多了，不禁技痒，于是死灰复燃，又写了一些谈戏的文字。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有些人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往往只向我头上扣大帽子；而左田对我曾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大意是：不要认为你懂一点戏，动不动就写文章拿去卖钱。这话使我终身铭记。尽管我仍不断写评论京剧和其他有关戏曲的文字，但思想上却给自己设了一道关卡，即写文章力求言之有物，如只是为了图名谋利，为了无聊的吹捧和自炫，无论谁找我写我也不动笔。这一点只有我心里明白，连左田本人也未必记得了。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左田平生待人宽厚平和，却对我能直言不讳，足见他是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看待的。左田晚年，对京剧的看法也敢于讲真话。为了做2006年春节晚会的节目，上海东方电视台邀左田和我去谈京剧的发展历程和对“四大名旦”的看法。左田公开发表独到见解，认为在“五四”以后，京戏已被当时的先驱人物看成封建糟粕，而广大观众却公认“四大名旦”是顶尖的艺术家，这值得深思。他又说：“四大名旦”并不在同一水平上。梅兰芳是最高水平，程砚秋是另一个水平，其他两位又是一个水平。我也认为，梅是全能冠军，其他三位是单项冠军。这后一段意见尽管节目中未能播出，我却认为左田和我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真话。这正是我们有共同语言的明证。

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左田在声韵学和语音学方面是我的良师。我对声韵学是外行，尤其对古音十分隔膜。在中古音中的不少上声字，到了近古时代却读去声，这个规律应如何掌握？我曾专诚请教左田，他教给我“阳上变去”的辨认方法。原来古三十六字母（即声纽）是分清浊音的，而四声中不独平声字分阴阳，上、去、入声字同样也分阴阳。具体举例，即“端、透、定、泥”或“知、彻、澄、娘”各声纽中的第三纽如“定”母和“澄”母中的上声字，多属阳上声，它们的读音到近古音中变为读去声了。如“交代”的“代”是去声，而“等待”的“待”本读上声，后来才变为去声。明乎此，我们在汉语中写“交代”一词，就不会写成“交待”了。左田同时也说及去声字变为上声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细问如何掌握变音的规律，今天已成为永远的遗憾，只能靠自己摸索了。记得张伯驹先生几次对我谈过昆曲和京戏里的韵白及其读法问题，如“脸”为什么读“俭”，“盟”为什么读“明”等，伯驹先生认为这种读法就是依据南宋时代临安（今杭州）的官话。我从《集韵》中找到不少例证，同时也向左田请教。我们逐一分析了潮州汉戏、滇戏、桂戏以及徽戏、汉戏的韵白，并结合高腔、昆曲和京戏近几十年的舞台上演员们的念字，认为张伯驹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由于我没有参加由王力先生牵头的研究京戏字韵的小组，不知左田是否提出了京剧韵白基于南宋时杭州官话这个观点；但我和左田在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到本世纪初，我还向左田请教，“士”字在先秦时代能否作为“齿”字的通假字，左田当时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当然可以！”可惜我们未就此事深谈下去，如果确能通假，则《小雅·祈父》中的“爪士”乃与上文“爪牙”相对，应释为“爪齿”了。记得周一良先生仙逝后，我和熟人们经常感叹，今后如有日文方面的问题，再也找不到一位名师请教了。如今左田兄又先我而去，关于古声韵方面的难题，我将向何处咨询请教呢！这不仅使我感到痛失良师益友，而且也为我们面临日就荒芜的学术领域忧心忡忡，断层裂变的危机已逼近于我们的眼前了。

近二十年，由于社荣先生多病，老妻也病了很久，彼此自顾不暇，我和左田见面的机会少了，这就使彼此更增加了不少牵挂。但我每逢佳节，总要到燕南园去看望林庚先生，同时也到左田处小坐，互叙离情。2006年国庆前夕，我茕茕一人走进燕南园，不想竟迷了路。好不容易才找到左田的寓所，并说明来意，想去看看林庚先生。左田陪我同往，见到了静希师，左田还勉慰静希师说，超过百岁不成问题。怕老人劳累，我们小坐便辞出。左田见我面色不好，坚邀我再到他府上小憩，于是我们又快谈良久。不想十月四日，静希师竟安详辞世，我和左田不久前的拜访，竟成为最后一面。到了十月十五日，1956级同学要纪念入学50周年，而当初教过他们的老师只有左田和我两个人了，于是我们又被邀去坐了两个多小时。我在散会时已感体力不支，而左田谈笑风生，心情还比较愉快。当时有同学用车送左田和我回家，车到左田门口木栅边，左田下车时向我频频挥手，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望，然后匆匆离去。没想到这就是我们的永诀。后来听说，十月二十日左田主持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会议，还致开幕词，坚持了一整天。当晚左田即感不适，拖到二十二日才送入北医三院，至二十八日即溘然长逝。左田一生多病，但由于心情开朗，不明底细的人只看表面，总把他当成一个健康的老人。而左田又一向热心，有事找他，每因盛情难却，往往事必躬亲。就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月里，他实在太忙太累了，终于拖垮了重病的身体。我们后死者从这次变故中应吸取经验教训，对老人要更多地关怀照顾。因为像林焘先生这样卓有成就的前辈学者，短时期内已不易培养得出来了。

（本文为《林焘先生纪念文集》而作）

（摘自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