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人谈及张伯驹者，其实都是老话题，贴旧文两篇，凑个热闹。
张伯驹《红毹纪梦诗注》：“言菊朋祖上为包衣，满制包衣乃奴仆之称，曾为其主家奴仆，虽官至极品，其主家有喜寿丧事，则须去其主家当差。菊朋祖上官至尚书，值其主家丧事，尚书至主家前击鼓迎客，见《清朝野史大观》。菊朋后下海演老生，宗谭鑫培，自命谭派传人。梨园内行嘲其为‘言五子’：扮相低网子，短胡子，薄靴子，（谭因闻鼻烟，上妆前洗鼻子，）言上妆前亦洗鼻子，最后则为装孙子”，“按言亦知音韵……但不知变化运用……又以嗓左，遂至学谭反而映山隔岭，奇腔怪调，无一是处”。
按，言菊朋有旧谭派首领之目，与代表新谭派之余叔岩齐名。言、余虽同学而不同道，互为竞争对手。张伯驹学余（叔岩），自命余派中坚。其左余，正题中应有之义。然菊朋终系一代大家，伯驹丑诋至此，更不惜援引野史而辱其先人，已出离艺术竞争。吴小如云其“不无成见”，诚然。而成见之产生，乃与银行有关。
张伯驹《北方四银行》（见《春游社琐谈》）：“袁世凯任总统时，先君（张镇芳）建议创办官商合办银行，由财政部及私人各出资一百万元，名盐业银行”。“时财政总长为周自齐……乃拖延其事，仅由盐务署入股八万元以应命。袁殁后，官商合办之议作罢，遂成商业银行，由先君任总理”。张勋复辟，张镇芳任度支部尚书，为“复辟中坚人物”。复辟局终，张镇芳下大理院狱。“先君被押时，段芝贵任京畿卫戍总司令，派吴鼎昌接任盐业银行总理”。“吴本非盐业银行股东，由段芝贵之命而任总理。北京行经理岳乾斋亦趋附受指挥，盐业银行股本一百万元，先君之股款尚未交齐者，吴鼎昌到任后首先规定股款限于年前收齐，不缴者由新股代缴。先君在移大理院时，岳乾斋不经先君家属同意，即代延律师汪友龄，出庭费为盐业银行股票十万元。律师费如此之巨，为前所未有，盖岳吴上下其手，乘危下石，为压缩先君股权之做法也”。盐业银行之沿革，张伯驹是当事人之一。当事人虽亲历其事，然囿于利益，记事每有趋避。张文之末云：“解放后，吴死于香港，四行一会合并与公私银行，至此由浙江派掌握之北方四银行始告结束”。张镇芳为北洋旧人，盐业银行因吴之巧取豪夺而归“浙江派”，伯驹之不满可知。
马长林《吴鼎昌》（《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225页）叙此与张氏说有出入：“原来盐业银行额定的500万元资本中，官股为200万元……始终不到位，只有以盐务署名义投资的10万元。300万商股，也仅有张镇芳、张勋、倪嗣冲等认购的50余万元。1915年盐业银行开办后，北京、天津、上海等分行虽纷纷开出，但各地分行均由当地金融界有号召力的人主持，各行其是、故盐业银行总行形同虚设，业务很不景气。”“张镇芳被捕……银行的上层人物经紧急商讨，决定由股东推举新的总经理……至 7月22日，共有352权（每10股为1权）推举吴鼎昌为总经理，占全部股权596权的近60%”。“吴鼎昌担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后，首先办的事是充实股本。他与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私人关系密切，从这三人那里拉来了30万元作为股本”。此即所谓“浙江派”，然周籍淮安，胡籍镇江，任籍宜兴，惟吴一人籍吴兴，则“浙江派”或以云“江浙派”为然。
吴任董事长后，张伯驹仍在盐业，历任常务董事、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四行储蓄会监察委员等职，与吴氏为两派。抗战中吴任贵州省主席，董事任凤苞代理董事长兼总经理，维持盐业银行在沦陷区的局面。至49年以后，任凤苞居天津，名义上仍是盐业银行董事长。任氏既殁，张伯驹以与盐业银行之历史关系，代表没收押款股票股权继任董事长。任为吴系，伯驹与之亦不睦。任亦好京戏，言菊朋下海前为财政部职员，与任素所交好。菊朋下海，行头多赖任氏置办。1931年菊朋南来上海，任随之由北京赶来观剧。自云：“余病怔忡，愈后每晚九、十时安睡为率。兹为观菊朋一剧，一破其例”（《戏剧月刊》第一卷第八期，1931年6月）。期间并以任见禅之名著文，绍介言氏艺术。其迷言盖不下于伯驹之迷余也。伯驹本左余右言，惟此之故，更丑诋菊朋。
另，张伯驹《北平国剧学会缘起》记梅兰芳、程砚秋竞争事：“各国退回庚子赔款，国民党政府指定用于教育文化方面。李石曾乃以创办教育文化事业而分取庚款……其在北平所经办文化事业之卓著者，在中华戏曲音乐院内设北平戏曲音乐分院、南京戏曲音乐分院。北平分院，梅兰芳任院长，齐如山任副院长。南京分院，程砚秋任院长、金仲荪任副院长。而南京分院实设北平中华戏曲音乐院内，并附设戏曲音乐学校，以焦菊隐任校长。更拨庚款十万元助程砚秋赴法国演剧……而北平戏曲音乐分院虽在北平，实徒具空名，仅成立一院务委员会而已（冯耿光幼伟任主任委员，梅兰芳、余叔岩、李石曾、齐如山、张伯驹、王绍贤任委员）。梅程本为师生，是时程有凌驾其师而上之势……当时曾有人问李石曾，何以如是大力支持砚秋。李答曰：‘非我之故，乃张公权（公权，张嘉璈字）所托耳。’盖张嘉璈与冯耿光在中国银行为两派系，互相水火，冯捧梅，张乃捧程以抵制之。李石曾以有庚款之存款，又开工农商业银行，而张嘉璈正为中国银行总裁，互为利用，受其托，适为得计……由于官僚、政客、大商之争权夺利，而造成艺人之不合，盖非幕外人之所能知也”。
按，梅、程师弟异趣，风格相左，为名伶而同时，竞争在所不免。因之生隙，亦情理中事，非“官僚、政客、大商”可以“造成”。张嘉璈所为，不过因势利导，加以利用，此“官僚、政客、大商”党同伐异之惯技。伯驹亦“幕中人”，行事时相类而不自知。鲁迅不满于梅兰芳之被“夺去”，而“官僚、政客、大商”利用伶人矛盾，互相攻讦，正其“夺去”之一端。艺术之难以独善，此又一例也。
（《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3月4日第7版）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