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理论家齐如山著有《谈四脚》一书，该书是一部对谭鑫培、陈德霖、杨小楼、余叔岩四位京剧名伶进行艺术研究的评论集。齐如山与这四位艺术家有过多年的交往、亲身的接触，通过多次访谈，获得了较为真实的口述资料；同时，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评论对象，力图对他们的为人、性情、从艺经历、艺术水平与风格、成功的秘诀等等作出较为清晰的概括与分析，其中不乏对京剧表演艺术一些重要的理论见解。
关于谭鑫培，齐如山除了谈到他所具备的先天条件、善于博采众长、生逢有利的发展时机等等，还特别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谭鑫培的成功有赖于“两个得力的助手”（琴师与鼓师）。这两位琴师与鼓师都是梨园界出名的高手，与谭鑫培长期合作，“他们三个人，天天晚上，讨论研究，这个说这句应该怎么唱，那个说胡琴怎么托怎么补，那个又说鼓怎么加点……”有时候三人意见不能统一，“谁也不肯听命于人，讨论半天，大多数总是没有结果，末了必是有一人，假托说闲话，说：比方某一句，如果要这样唱，胡琴这样托，鼓这样打，大致必可以好听。这套话说完，也必没人回答。可是到第二天台上唱时，必定是如前一晚那一个比方的……总而言之，每次讨论，总有好的结果。”这个合作集体的每一位成员，在艺术上都有着较高的造诣，尽管性格不同，但他们的艺术目标是一致的，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他们不断研究，不断磨合，有时选取一种恰当的方式，达成一种艺术上的共识，使谭鑫培的演唱艺术日趋精湛，努力寻求一种完美的境界。显然，这个三人合作集体对谭鑫培在艺术上取得成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谭鑫培的成功还得益于他本人的刻苦努力，认真思考，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谋求自己的发展空间。从齐如山的记述中可以了解谭鑫培不断思索、寻求新领域的过程：
唱老生的脚，最初用工，当然是应该由正生戏入手的，我研究了几出正生戏，可是我身材瘦小，演着不对味儿，先把他搁下，再研究靠背戏。不但王帽戏自己觉着不对味儿，连《昭关》这路戏，演出来也不大合适。前头有程大老板（指程长庚），后头有孙一掠（指孙菊仙）。至于大头（指汪桂芬）虽然是晚生后辈，但他的嗓子比我悲壮，唱不过他们，只好自己又琢磨了一出《南阳关》，也可以抵过《昭关》了。至于《打侄上坟》、《盗宗卷》这类戏，唱不过张胜奎；《探母》唱不过月楼；《空城计》唱不过卢台子（指卢胜奎）等等。这些戏咱们先不动（意为暂时不演），都是他们死了以后我才唱的。
唱，咱们可不能照旧唱，咱们得自己琢磨。琢磨添上点俏头，好醒一醒人的耳目。《战长沙》这出戏，从前大老板常演，以后就没什么人演了。靠背也正对咱的味儿，正好琢磨琢磨，当然是琢磨关公了，可是总算唱不过大头。乃改过来琢磨黄忠，所以两个脚，我都下过一番苦心。因为此戏，本是关公的正戏，咱们要去黄忠，也不能落在大头之后哇。这也就如同《搜孤救孤》这出戏，本是公孙的正戏，最初我陪着卢台子唱，人家当然去公孙了……演了两次，我以为光当配脚不合适，我就对卢台子说：“您是已经成名的脚儿了，但是我也正是往上熬摩的时候，我也不能光当配脚，我想给程婴多添上两段唱工。”卢台子说：“那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于是我就添了两段。《南天门》一戏，人们都说我是学的崇天云，但我改过的也不少，《卖马》原是老生的戏，后来归为店主东的戏了。我看这里头有路可走，所以我也特别把他另排了一排，加了一段耍锏，从前虽有，可不是这个样子。
齐如山在同谭鑫培的后代谭小培、谭富英的谈话中，还讲述了谭鑫培一生勤苦用功、不愿贪人钱财的事情：
令祖之成名，实在不易，幼年在京东跑野台子，演了好几年，一天须演三次，即是午前、午后、灯晚，每村多半都是演四天，演末一夜，演至十钟余，装箱乘大车，赶到又一村，午前又得上演。倘两村相离稍远，则只有在车上睡觉。大敞车，冬天西北风一刮，真不是容易受的。中年以后，回京又是苦苦的用功，一直到老，工夫没有间断。
民国后，我来府上的末几次，令祖已六十余岁，仍每日踢几趟腿……
令祖一次演堂会，是陈德霖代约，演后，德霖送来三百块钱，我适在座，令祖说：“德霖别管人家要这么些个钱哪，要的人家不敢找了，那可不好。”后来德霖对我说：“谭老板说钱多了，其实是要了七百。”彼时汝伯父、姑母等都要分点，共须四百，不过令祖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跟你们说这个呢？你们想，实在要七百，人家都肯给，而自己则以为三百已太多，这也足见令祖不是光认识钱。
尽管齐如山所说的只是谭鑫培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但这些生活的细节，仍能体现作为一代艺术家身上所具有的吃苦精神和质朴的品质。
当然，齐如山在文中也指出了谭鑫培的一些缺点，他先是谈到了谭鑫培“爱翻场”的毛病：
谭鑫培喜欢翻场，我所看见过的就很多。兹随便谈几件，一次演《斩马谡》，李寿山去马谡，于问斩下场的时候，大笑三声，按旧规矩本没有这三声大笑，叫天嫌寿山胡来，于是便说：招回来。手下便把马谡押回，诸葛亮问马谡：“你为何发笑？”李寿山无词大窘，台下给以倒好。按说叫天自己随便添减唱白、身段的时候很多，何以寿山不许添呢？且寿山添的并不算出乎情理之外，而叫天竟当场窘他，这是戏界最不满意他的地方。
又一次演《回荆州》，麻穆子去张飞，白中有“俺大哥去东吴招亲，为何不让俺老张知道？”麻穆子念成“为何不让俺老张知大？”盖花脸张嘴音，容易得好，所以把“道”念成“大”字，台下并不理会。乃叫天说：“叫你知大，也要前去；不叫你知大，也要前去。”他也都念成“大”字，台下便知麻穆子念错，于是给了场一笑。……又一次，某票友演《捉放曹》，按规矩二人同上，曹操唱完“八月中秋桂花香”一句后，须往左走一两步，往里往回一绕，陈宫便往前到台脸，接唱“行人路上马蹄忙”，这本是形容行路之义。乃某票友唱完未往左转，立于台脸未动，叫天便从他袖子下面伸出头去，唱了一句，于是台下报以倒好。
齐如山还谈到了他好改戏词的毛病：
例如《探母》、《汾河湾》等等的戏，他所改的，都有毛病。《探母》的引子，原为“被困幽州，思老母常挂心头”。正是整个笼罩本戏的事迹，乃引子的本色当行之作。他改为“金井锁梧桐，长叹空随几阵风”。乃由昆曲偷来，为的一新耳目，以示与他们唱的不一样，可是与这出戏后头的事迹毫不相干了；不但不相干，且与公主所唱之“芍药开”等句，完全是两回事。
《汾河湾》一戏，他完全学王九龄，可是窑门外一大段唱工，九龄原词都是未离家以前的话，因为柳迎春同他说：“说的明白得相认”，他说未离家以前的话，柳迎春方能知晓，相信他是仁贵，倘说离家以后的话，怎么能分辨他是真是假？可是鑫培改的词，如“结交下弟兄们周青”等等的词句，都是离家以后的话，柳迎春一概不知，怎能分辨他的真假……这总算两个人的词不能呼应，为戏中最大毛病。
从齐如山所举的例子来看，谭鑫培对戏词的改动的确存在着逻辑上的错误，不论是从昆曲中借用，还是自己的创造，都要以符合生活逻辑和情感逻辑为准则，否则就会以“文”害义，给剧作的质量带来一定的损伤。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演员能够善于思索，不断求新求变，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精神。当然前提是，如果想要对剧作进行改动，首先应具备较高的文学素养。如果缺乏这一点，将会使剧本为之减色。其实有些剧目，谭鑫培也有改动较为成功的例子。所以，有些“毛病”也不能一概而论，统统予以批驳，还要具体分析。
据齐如山的分析，谭鑫培能够享获盛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得到皇宫中西太后的专宠。程长庚在艺术上最为辉煌的时候，慈禧并未看到，即使孙菊仙、汪桂芬能够模仿程长庚的表演艺术，慈禧的兴趣也不是很大。而谭鑫培恰逢其时，且又善于揣摩慈禧的心理，能够按照其兴趣去演，因此深受她的喜爱。二是当时的剧坛没有更具实力的竞争对手能与谭鑫培抗衡。那个时期，红极一时的旦脚侯俊山、陈德霖、余玉琴虽也都受宠于西太后，但随着他们“年老色衰，不易持久，遂让叫天独步了。”三是谭腔好听，迷恋者、效仿者趋之若鹜。齐如山说他“声不甚高，且不甚壮，腔调又专靠悠扬蕴藉，清脆流利，好自然是很好，但较为容易仿效，所以学他的人就特别多。他的名气自然也就跟着大起来了。”
总之，有宫廷的推崇，有观众的喜爱，再加上一个有利的发展机遇，谭鑫培在一段时间里享有盛誉是一种必然。
（摘自 《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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