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多保重——怀念边涛女士

边涛女士（右二）、万里同志（右四）
李胜素（左三）、安云武（左四）、赵葆秀（左五）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接万里同志长子万伯翱兄电告，他的母亲、万里同志的夫人边涛阿姨病故。当时我正在收拾赴上海的行装，闻讯后急速赶往中南海万里同志家中。伯翱、仲翔以及五弟，我们共同跪拜在边涛女士遗像前，弟兄几人抱头痛哭。
伯翱兄对我说：“老太太最疼你，最喜欢看你的戏，你就再给老太太最后唱一次吧”。我只唱了两句《红灯记》：“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就痛哭流涕地唱不下去了。 历历往事，浮现眼前……
我和伯翱兄于一九八五年先后从河南回到北京，伯翱兄受祖母与母亲的影响，自幼酷爱京剧，加上与我在河南的患难相交，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当时我刚刚重返北京舞台。演出时，尽管观众很多，但我发现灰白头发者居多，年轻人太少。我先征求了候宝林、吴晓玲、王金璐、叶盛长、吴祖光、翁偶虹、李慧芳、张云溪、谭元寿、李金泉等各位专家的意见，想办一所民办少儿京剧团体，以普及推广京剧。后来伯翱兄带我去他家，使我得以将此想法告知他的母亲——边涛女士，并得到了她的热情肯定、大力支持。她说：“京剧要想振兴，就是需要你们这样的演员自己争气、干实事。”随之又让伯翱兄带我拜见了邓小平夫人卓琳女士、习仲勋夫人齐心女士和杨勇夫人林彬女士，得到了在北京京剧界号称“四夫人”的全力支持。
四位夫人当时虽然各有工作岗位，但都同时兼任文化部振兴京剧委员会委员。她们经常自己买票到剧场看戏，各有所好：卓琳同志喜欢言派，特别看重言兴朋；边涛同志中意马派，常看张学津和我的演出；齐心同志偏爱昆曲，特别喜欢上昆名旦梁谷音；林彬同志则钟情于花脸和花旦戏，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慧秋是极为要好的朋友，并曾化妆拍摄京剧照片，挂在寝室里。虽然爱好不同，但遇到与京剧有重要关系的大事，她们都会共同出主意想办法。 当时虽然国家已经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但文化艺术界依然将一些传统的好戏列为“禁戏”。比如裘派名剧《铡判官》，余派名剧《奇冤报》（《乌盆记》）和京昆都有的《活捉三郎》，这些都曾是脍炙人口的好戏，仅仅因为有了鬼魂之类的“迷信情节”就被封杀，束之高阁，二十余年不见天日。其实这些戏虽然有鬼魂出现，但并不是以宣扬封建迷信为主旨，而是通过鬼魂的方式来解决人力不能解决的冤屈，来寄托老百姓对正义的渴望，对社会公正的渴求。于是我借机把这件事面陈几位夫人，她们当即表示要向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情况，交流一下看法，尽快解决。过了一段时间，文化部果然下达通知：解放这一些“禁戏”。正因为文化部这一举措，才有了后来方荣翔的《铡判官》、梁谷音和刘异龙的《活捉》，轰动全国，艺惊海外，推动了文化界的思想解决，剧目繁荣。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在四位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在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在北京少年宫组建了全国首家少儿京剧团体——北京少年业余京昆艺术团。四位夫人出任名誉团长，我本人出任团长，赵葆秀等知名演员任教师。开始向社会公开招生，由少年宫免费提供场地，教师们分文不取免费授课。大家完全是为着一个崇高的目的——普及和振兴京剧。恰巧五月份小平同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贝贝杯”足球比赛，讲了那句著名的“足球从娃娃抓起”，也印证了我们推广京剧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三个月后，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向领导们做了汇报演出。几位夫人十分高兴地上台接见了小演员们，卓琳同志激动地说：“京剧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在几百名学员中，有四五十名学生先后考入了中国戏校、北京戏校，其他的学生都在各个岗位上成为京剧的积极推广者。此后，幼教普及京剧的业余团体在北京各区、天津上海、全国各地象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成立。
可是，我也曾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有位主管部门的干部，要把社会对京剧事业的赞助款存放在我团的帐面上，他的秘书告诉我说：“存放你处安全，以备领导退休后买车之用”。我当即严辞拒绝，并向边涛女士做了书面汇报，使此公未能得惩。保证了民办公益团体的纯洁性。
一九八九年，我们北京少年业余京昆艺术团以业余团体的身份与中国京剧院四团合作，率先为亚运会集资义演。由艺术顾问王金璐主演了《八蜡庙》、《潞安州》，李慧芳顾问一赶二主演了《四郎探母》，前公主后四郎；接着她不顾年事已高，又反串了小生名剧《白门楼》，我和赵葆秀、王文祉作为教师与学生们一同参加演出。四月六、七、八日三场演出集资一万元。张百发同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说：“集资不在乎钱多少，此举意义重大！”
八十年代末，陈永玲先生（四小名旦之一）在老长安大戏院演出，几位夫人都到场观看。戏后，我告诉几位阿姨陈永玲先生将移居香港，此次是他的告别演出。我建议是否有关部门能够出于四小名旦的缘故，而出面挽留一下，以表示政府对艺术家的关怀与不舍，对人才的珍惜。几位夫人当即表态，说：“你明天请陈永玲先生在家等我们的电话。”第二天上午，我陪同王金璐先生到陈永玲先生的住处共同等候消息。十一时许，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秘书来电，约见陈永玲先生。事后，陈先生非常激动：“感谢政府的关心，感谢四位老大姐对我的盛情。但赴港手续已经办妥，现在我不得不走了。”于是全国政协出面，挽留陈永玲先生在全国政协礼堂演出全部《乌龙院》，作为正式的告别演出，演出轰动一时。
一九九一年在国家对外文化交往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陈昊苏同志、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同志、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张百发的支持下，我们北京少年业余京昆艺术团成功出访日本，演出三十余场，巡演十几个城市，扩大的中国京剧的国际影响，增进了中日文化交流。
后来由于我演出任务繁忙，同时教学任务也很吃重，同样繁忙，常常是五点钟下课，顾不上吃饭，跟观众同时入场，再唱上一出全部的《四郎探母》，身心俱感疲惫，不得已辞去了北京少年业余京昆艺术团团长之职，集中精力专心于舞台演出，但依然关注着全国各地的少儿京昆教育活动。
不久，我发现天津五岁的小穆宇演的《战太平》十分惊人。后来我与李慧芳老师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就从天津把六岁的小穆宇接到我家，教他学演娃娃生薛倚哥，一炮走红。演出以后，我带他去看望边涛女士，老太太高兴地把穆宇抱在腿上，亲了又亲。当得知小穆宇的父母下岗，生活困难时，老太太十分怜惜地抚着小穆宇的头，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学戏，克服困难，长大后孝敬父母，为京剧事业做贡献。
一九九五年，厉慧良先生突发心脏病在天津与世长辞，边涛女士得知后，深情地与万里同志说：“我们解放初在西南的时候，与小平、卓琳同志在一起可没少看厉先生的戏啊！他的故去是京剧界的一大损失，可惜啊，可惜！”遂嘱秘书以“万里、边涛率子女”的名义向在天津举行的厉慧良先生公祭仪式敬献了花圈。
其实那时的边涛女士已经患病，平时精神状态不是很好。但是只要听了京胡声响，她马上就精神振奋。所以家人都说京剧不仅是老太太的精神食粮，更是医病的良药。后来我拍完京剧艺术片《一捧雪》后，又与赵葆秀、李胜素去看望边涛女士，又让她着实地过了把戏瘾。
近年来，四位夫人年事已高，很少出门，但她们仍然以特殊戏迷的身份支持着京剧，关爱着演员，为京剧事业做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实际工作。
我清清嗓音，振作精神，再次唱起了“一路上多保重――”。在灵前，我轻声地告诉边涛阿姨：“我将赴上海戏校从事教学工作，培养京剧艺术接班人。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永远地为京剧事业做实事、做好事！”
边涛阿姨，一路走好！

20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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