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有三个露天剧场，每年仲春到仲秋的半年多时间常有京剧演出，是戏迷们特别熟悉的地方。其中资格最老的是位于中山公园内的音乐堂。其次是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劳动剧场，还有就是1954年才出现的苏联展览馆剧场（后改称北京展览馆剧场）。先说说音乐堂。
音乐堂始建于日伪时期。日寇想在北京建一个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基地。于1942年初冬在中山公园五色土东南建成峻工。当时很简陋。建国后，经过修整，初具规模。由于地处市中心，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
这个露天剧场呈扇形，可容纳三千余人。起初只是灰色木质长条椅。虽也对号入座，但临时硬挤进一位也是常有的事。我最早在音乐堂看戏是五十年代初八一建军节招待军属由部队京剧团李鸣盛、郭元汾、班世超等演出的《唐赛儿》。54 年以后，在这里看戏逐渐多起来。1955年春末夏初，市三团在音乐堂演出全部《四郎探母》，因久未露演，观众满坑满谷。我们的座椅上就挤了一位看客，还引得母亲、伯母老大不高兴。因为是露天，所以只要一下雨，演出就无法进行。1955年秋开始动工加顶盖。座位也换了单座折迭椅。那么大的剧场，场中无一立柱，仅在最后由一排大圆柱支撑。1956年春峻工。此后许多重要的京剧演出都在这里举行。象1956年9月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的《叭蜡庙》《锁五龙》《四郎探母》，1957年春末梅谭合作《御碑亭》裘李合作《逍遥津》、裘李合作《连环套》梅先生的《醉酒》、58年挖掘传统剧目折子戏展演，全选择此处。由于这里三面都没有围墙，盛夏时节比其它室内剧场凉快得多，又有顶盖，不必担心下雨，是彼时北京戏迷最喜光顾的场所。那十来年里我在这儿看戏之多仅次于长安。
1957年7月上旬，马连良先生在这里演出《群英会借东风》（前鲁肃后孔明），当夜，风雨交加，雷电不断。次日晨雷击配电室，引发了一场大火，舞台和观众厅均被殃及。有人笑称，马先生真把东风借来了。那次损失不小，后台没来的及运走的戏箱被烧坏不少。筱老板的戏装因演出后没及时运走，也有不少被烧毁。当时正值建军30周年前，不少重要活动要在这里进行。所以连彭真市长也亲临现场，要求尽全力抢修。经过工人努力，纪念建军节30周年的各项活动终得照常进行。8月2日，我在这里看北京京剧团的《龙凤呈祥》时，天花板尚是一片焦黑。
露天剧场容纳人多，票价也比室内剧场便宜。比如一般剧场卖一元的票，这里卖八角。但因容纳观众远多于一般剧场，所以票房收入也多的多。56年以前，民营或民营公助剧团在这里演出后，分配会多些。比如马剧团或市二团在这里卖个大满堂，都会开双份。【在这里岔开话题，聊几句当年民营、民营公助剧团的一种分配方案。以市二团为例。每个演员都根据他的能力、人气、在团里的位置，定下基本的“分”，按每场实际收入以“分”折算。谭富英先生定55分，裘盛戎先生定50 分。这是二团两位头牌。以下最高的也就是14分，象多爷、杨盛春都是14分。后来谭元寿来了，也是14分。硬里子李世琦只有9分。翟韵奎只有2.7分。二团排第六位的丑角，一位姓陆的演员是1.8分。龙套、武行一般是1.5分。那时剧团的非演出的职能人员控制的很少 ，联系剧场的、联系戏票的、管账的包括后台大管，不过七八个人。这样，把全团的分加在一起，比如是500分，一场戏下来，和剧场分账后（一般是三七分）剧团收入（当然还得留一些基金）比如说是1000元，那么，一分就合2元。谭先生就得110 元，裘先生就得100元，多爷得28元，翟韵奎得5.4元。别看龙套只得3元，也比一般工人高的多。因为那时天天有戏，星期日还有白天场甚至早场。这种分配制度，我看还是挺合理的，多劳多得，按贡献大小分配，比吃大锅饭、演出不演出一个样强多了。但是现在京剧市场的状况，也很难再实行这种方案。所谓“开双份”，就是在票房收入多的时候，把“分”翻一番。
当然，露天剧场也有局限性，从深秋到仲春天冷，就没法演出了。只好是“半年闲”。50年代初春节期间为招待军属，河北省京剧团以孟幼冬领衔在劳动剧场演出《三打祝家庄》，我去看戏，穿了双球鞋，三个多小时，把脚冻坏了，这是露天剧场的不足。
音乐堂在我的记忆中，极为深刻，盛暑时节坐在剧场里，晚风徐来，欣赏着那些大腕精湛的艺术，真是至高无上的享受。现在音乐堂完全封闭了，也比过去豪华多了，可是那种令人惬意得感觉也没有了。看到网上前几天讨论吉祥重建的问题，我比较倾向别再建豪华剧场的观点，给我们平民百姓建个平民剧场吧。
本贴由老田于2010年3月19日11:03:45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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