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从央视戏剧台看了半场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感触良多。
几十年前，现代京剧（当时叫样板戏，顾虑到一些敏感先生们的感触，我们姑且还是叫现代京剧吧）《智取威虎山》，风靡全国，统帅舞台二十多年。笔者那时虽然很小，还在念小学，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各个单位都在排演那八个戏，我们小学（汉阳白鹤村小学）不仅排演了《红灯记》全本，还排演了《智取威虎山》的选场，我先扮演剧中“猎户老常”这个角色，后来又扮演主角杨子荣。《智》剧的几乎所有主要唱段，我至今尚能熟稔唱出，一气呵成，并自信能达到相当水平。
如今重新排演的《智》剧，恕我直言，只能叫差强人意。
首先说整体感受。作为一场京剧，毫无疑问是排演下来了。但是，作为一个特定年代的文艺作品，甚至可以说一部经过精雕细琢的文艺作品，现在的演出，只能说是“演完了”。可能是由于距离那个年代太远，而且很多都是年轻演员，他们对整部作品的内涵把握是欠缺的，甚至是不准确的。比如说，小分队在风雪天滑雪奔袭威虎山一场戏，演员明显是在“做戏”。当年上海京剧院演出的这场戏，白雪皑皑的背景，小分队队员身披雪白的风衣，攀岩滑雪的舞蹈语汇，对解放军战士斗风雪、攀悬崖的意境的准确无误的思想境界的理解，还有那健美、刚毅的群舞，给人一种十分向上的审美享受。再比如，“会师百鸡宴”一场戏，被俘土匪栾平逃脱，突然闯进威虎山，给化装成土匪胡彪的杨子荣带来极大威胁。这场戏的妙处在于:将杨子荣在前面几场戏中埋下的伏笔全派上用场了，在短短一场戏中，杨子荣、栾平、座山雕甚至包括众匪首，内心的活动经历了急剧的变化。首先是栾平，因为他知道座山雕最讨厌的是被解放军俘虏过的人，本来就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而杨子荣（此时的身份是土匪胡彪，威虎山的九爷）正在利用座山雕对他的信任，布置大年三十晚上为座山雕做寿的百鸡宴。被座山雕叫进威虎厅时，，一和栾平照面（他曾经为了假扮土匪胡彪，熟悉土匪的内情，审问过栾平），他先是一瞬间的紧张，熟练的对敌斗争经验，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应对办法，机智地接过了栾平吞吞吐吐地“你不是”（栾平本来的意思是想说“你不是胡彪）的话头，而挑起了“是我的不是还是你的不是”的是非之争，然后利用栾平不敢说出曾经被俘的经历的心理，紧紧咬住“就算我是共军，你是怎么认识我的”。而栾平也在一霎那时间里，经历了莫名其妙、疑惑、惊恐的心理活动后，既想说出真相，但又百口莫辩。座山雕在见到栾平以后，也经历了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首先是对栾平和“胡彪”都很疑惑，希图通过二人的对质，判断出一个人是“友”和“一个人是”敌，在杨子荣巧妙地将话题引到栾平曾经劝说“自己”不要投奔座山雕，而是投奔侯专员后，激起了座山雕对栾平的恶感，再加上年三十，正是座山雕五十大寿，众匪首心里正着急吃百鸡宴。在栾平穷途末路、终于声嘶力竭地喊出“他不是胡彪，他真是共军”后，杨子荣利用众人厌恶栾平、急于吃百鸡宴的心理，再次挑拨座山雕：为了投奔您，我得罪了这个疯狗，现在留他留我您随便吧，并随即摘下了值日官的绶带——我撂挑子了。栾平的到来，破坏了寿宴的气氛，再加上对“胡彪”上山后的好感，众匪首一致对座山雕发出、也成为八十年代以后政治生活中一句经常被调侃引用的名句——“老九不能走”。至此，在这场险象环生的较量中，杨子荣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亲手枪毙了栾平。如此复杂的斗争，如此复杂的数人的心理活动，被浓缩在短短的几句台词中，不能不佩服编剧、当年的导演、演员的高超的艺术能力。而这样的效果，现在的演员根本就表达不出来，他们只是在背台词，只是在演戏。
再说演员。实在说，除了李勇奇的扮演者魏积军很不错以外，其他演员都表现平平。杨子荣的扮演者李博，非但扮相没有当年的童祥苓先生俊美，嗓音也远远不如童先生那样高亢、嘹亮、干净，对唱腔、台词的把握很不够，尤其是一些瞬间的表情展示很不够。小常宝的扮演者更是让人有“今不如昔”的感觉，当年的齐淑芳扮演的小常宝，青春、野性、漂亮，嗓音亮丽，尤其是为了参加攻打威虎山，而积极向参谋长请战时，那种坚定、娇憨、倔强，淋漓尽致。而如今的小常宝，除了嗓音远远不如齐淑芳以外，做工、身段也不行，最不能容忍的是扮相，可能是由于演员年龄太大的原因，眼袋明显，脖子上的赘肉让人惨不忍睹，实在是太失败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可能是年纪大的人的通病——念旧。但是，不管怎样，想演好这出戏，我以为，还是几十年前的那句口号——体验生活，由于现在的演员距离那个时代越来越远，对角色的把握的确很难，而且由于文化程度的不同，对台词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最好的的办法是反复阅读曲波的《林海雪原》，体会那个时代人物的思想境界，体会那个年月的风土人情。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唱红歌的事情。首先我声明：我是唱红的积极拥护者。我认为薄熙来同志在重庆倡导的唱红歌没错，不管其他人怎么非议，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世风堕落的年代，提倡唱红是积极的，是向上的，是“挽狂澜于既倒”。我以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没有了理想，没有了信仰，GDP再高，再繁荣，再有钱，都是极其可怕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最大的失误，是全社会理想和信仰的缺失，甚至是几千年文明中最优秀的东西的被摧毁。而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止于九十年代的红歌（包括其它红色作品），除了代表哪个时代健康向上、意气风发的时代特点以外，还凝聚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比如《红灯记》里，李铁梅在得知自己的身世以后，一句“十七年教养恩深如海洋”，难道不是弘扬了为我们民族知恩图报的优良传统吗？还有《龙江颂》里，“在今日，牺牲一块高产田，可赢得那后山，九万良田得水浇灌，稻浪随波卷”的利人情怀，不是我们今天社会很缺乏、很应该提倡的吗？当然，包括“样板戏”在内的所谓红色作品，确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尤其是其中一些语言，今天听起来似乎那么生硬甚至可笑，有些作品甚至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符号，但是，别忘了，任何时代的文艺作品，毫无疑问，都是那个年代时代的产物。难道我们应该要求杜甫的作品，打出“人权”的旗号吗，难道我们应该要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出“民主”的口号，把象征集权的“老太太”打倒吗。一些先生们在对一些与自己思想或观念不同的人和观念进行抨击时，往往一再强调“尊重历史”，但是，在自己宣扬一些观念时，往往又忘记了这一点。
我们是唱着红歌、甚至是唱着现代京剧长大的一代，让我忘记这些作品，我做不到！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