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梁，京剧大家还是文革余孽？

很早，就想写一篇“样板戏”的文字，可能这个话题过于厚重，头绪陈杂，一时竟觉纵有千言，却无从说起。

“样板戏”，作为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包含了人们太多的辛酸苦辣，不尽的爱恨情仇。有关样板戏的表述，你看亲历者的讲述还是网上的评论，只存在两个极端——爱与恨，少有理性的中间地带。爱它的人，视其为红日朝阳，凭遥望《红灯记》、《杜鹃山》的剧照，就兴奋得血脉涌涨，激情澎湃，几近痴迷与疯狂。因为那是他们童年、青年或壮年的难忘时光，满载青春与革命的红色记忆。恨它的人，走在大街上，哪儿怕冷不丁耳朵里灌进一句“穿林海、跨雪原”的腔调，心像针扎一样，疼得刺骨，恨得咬牙。这些人都是文革的受害者，样板戏声腔的伴唱下受尽凌辱，终生难忘，做梦都会惊醒。邓友梅先生这样写，不要说样板戏，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让你听一句给你一鞭子，成百数千遍下来，不用拿鞭子，只放音乐你就会浑身发抖，哪儿怕它是什么最动听的音乐！

“文革”以后，样板戏中男女主角，大都迅疾离开舞台，有的晚年凄凉、生活惨淡（如童祥苓等）；有的远游海外、自顾谋生（如宋玉庆、齐淑芳等）。谭元寿算是其中最幸运的一个，因谭家余荫，京剧这竿大旗还需有人扛，他得以重返京剧舞台。虽然谭元首先生至今对文革后遭调查的人格侮辱愤愤不平，满腔怨气，但比同时代很多样板戏主角，已经是当得慨而慷了。可是，听说他从此不再唱一句样板戏。但也有例外，《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饰演者刘长瑜，一身大红永不倒，她是所有文革样板戏风云人物当中混得最靓的一位，文革后不降反升，当属文外话题，再当别论。

最惨淡的，莫过于钱浩梁。因为参政乱政，所以遭受审判，因为是“四人帮”的亲信，所以沦为阶下囚。这没什么好同情的，“文革”中他权倾当时，光芒万丈，出尽风头，享尽荣誉，老百姓说：“不怕今天闹得欢，就怕过后拉清单”，抗日时期说汉奸的话，“文革”后再灵验到钱浩梁身上。但是，文革过去三十年，为虎作伥的罪他也自作自受了，如果还一味揪住不放，心情可以理解，做法未免过激。钱浩梁确已为助纣为虐，伤害无辜（或直接或间接）付出了应该付出的所有：人间判罚的坐牢下狱，上天给予的半身不遂，还有妻病家困。而今，他也与被批斗过的人们一样垂垂老矣，华发满头。如有良知，良知的折磨就已经够他受的了。若无良知，人间炼狱，天予艰难，该罚的都罚了，也只能这样了。

我仍然以为，钱先生的艺术水准有目共睹，享誉梨园，能像他这样真正继承李派衣钵者毕竟太少了，如果他把身上的艺术传给后人，既对李少春先生的在天之灵有所交代，又不辜自己一生钟爱的京剧艺术，更是京剧界一大幸事。政治上，钱先生应该把他的历程记述出来，这是一个人在天堂、地狱、人间游走的活生生的实例，不光是文革身居高位和文革后的阶下囚生涯，它是文革的缩影，以史为鉴的例子。如果钱先生能将他所经历的，真实记录下来，将是历史的功臣。

近年来，香港出版《吴法宪回忆录》与《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回忆录》，作者坚持“亲历者叙述历史，而不评说历史”的原则，因其真情实受，资料翔实，受到民间、史学界的一致任可，引起国际关注，认为是三十年来详实珍贵的文革史料。从这方面说，他们可称历史的功臣。钱浩梁先生当引以为悟。我这样以为，爱“钱”者也好，厌“钱”者也罢，褒他是京剧大家的也行，贬其是文革余孽的也可。总之，怎样盖棺定论，取决于钱先生自己，他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本贴由文化沙漠于2009年6月13日16:18:33在〖中国京剧论坛〗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