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唱片”到底几岁

不知道有关方面为何把中国唱片的诞生定在1904年？据媒体说，“这是从1904年胜利唱片公司为京剧大师孙菊仙灌录《举鼎观画》《捉放曹》等唱片开始算的。”可是外国唱片公司在中国录制的最早唱片现在根本无法确定。
早期唱片的录制年代是目前唱片史研究的一大难题，除了极少数的唱片在片头报名中标明录制年份外，绝大多数唱片都没有记录。民国以前的唱片更是连唱片厂的模板记录都荡然无存。拙著《京剧大戏考》中对早期唱片年代的考订，主要是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当事人的回忆录、前辈唱片研究者的考订成果等，再参照模板号排序推定的。即便如此，仍然有许多问题无法确定。“最早的中国唱片”就是一个谜。首先，从模板号判断，胜利公司录制的唱片显然还有比孙菊仙更早的。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凡不是京戏内容的笔者还未曾涉猎。其次是这些唱片都无法真正确定是哪一年录制的。根据商标图案，只能确定它们的录音时间不晚于1905年3月。因为这个商标专利是胜利公司1904年1月启用，至1905年3月止。也就是说，它只表明这些唱片是在这段时间出版，它完全有可能是在1903年以前录制的，或是1903年以前的唱片再版。圆盘唱片的发明人伯林纳的助手、曾为夏里亚宾、卡鲁索等录过音的盖斯柏格在传记《音乐走四方》里已有关于1902年第一次在上海录音的记述，为什么还要用那么不确定的材料把“最早的中国唱片”定在1904年？
更为奇怪的是，最近在沪举行的国际音像电子博览会上，有人又毫无根据地炒作上海概念，把谭鑫培的《卖马》指为中国“最老的唱片之一”。熟悉京剧的人都知道，孙菊仙从1902年就应潘月樵之邀来上海合开戏园，长期在沪演出，直到宣统元年（1909）才北返津门。胜利公司早期的唱片大部分都在上海录制，孙的唱片何必舍近求远返回北京去录？而谭鑫培一生6次赴沪史有记载，1906－1908年明明都在北京，怎么会特地跑到上海来灌这么一张半唱片？岂能仅仅看到唱片上有“内廷供奉”字样就以为是在北京录音，百代是在上海注册就想当然是上海录音？尤其荒唐的是所谓“沪产唱片”一说，谭鑫培唱片的原版，清清楚楚刻有“巴黎”字样。它是先在中国录成蜡筒，运回法国制成唱片，再运到中国销售的。虽然上海东方百代公司成立于1908年，但它直到1920年后才开始在上海建厂。也就是说，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期，百代都还是“法产唱片”，那么在世纪初就更不会有什么“沪产唱片”了。
其实，真正中国自己的唱片工业应该从大中华唱片算起，这是真正中国人自己的资本、在自己的国土上建厂、录音、制作，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唱片工业。据记载，1917年，孙中山就邀请日商来华合资组建大中华唱片公司。但是，据我目前查到的资料，直到1923年才由中方独资建立。第一批录制的唱片主要是京剧。它生产的唱片商标为双鹦鹉，早期唱片名“中国唱盘”，有的片头报名称“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以后又改名大中华唱片。从沿革上来讲，它才是今天“中国唱片”品牌的前身。

（摘自 《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