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旅美作家、编剧严歌苓为自己的新戏《梅兰芳》操刀剧本，一度被看作是陈凯歌在《无极》惨败之后的奋力一搏。严歌苓曾是好莱坞编剧协会唯一的中国会员，由她的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影《天浴》获得台湾金马奖7项大奖，《少女小渔》获得亚太影展6项大奖。说到《梅兰芳》，她反复强调这是一部“史诗”。现在，《梅兰芳》的演员阵容基本全部确定，已经进入实拍。不知道这部电影能不能帮助陈凯歌再现《霸王别姬》时期的辉煌。
我在三里屯一家老外聚集的咖啡馆第一次见到严歌苓。那是一家英国人开的咖啡馆，提供上万册英文书租售，还会定期邀请作家来与读者交流，类似于一个微型图书馆。严歌苓就是受邀来为她的英文小说《Banquet Bug》（宴会虫）演讲的。那时候，电影《梅兰芳》的剧本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直面严歌苓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分裂之感。她分明是从古代仕女图中走出来的，细口小脸柳叶眉，活脱脱的一个林妹妹，却扛过枪，在芝加哥的餐馆打过工，受过美国FBI盘查；她少时爱唱歌爱跳舞，一刻都停不下来，却可以在枯索的写作过程中埋头便是五六个小时；她在小说里写地道的南北方言，演讲的时候又是一口漂亮的美式英语。从一个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到美国外交官夫人，严歌苓的人生也与一部史诗无差。
七易其稿， 打造《梅兰芳》剧本
严歌苓和陈凯歌其实是多年的好友。在《梅兰芳》之前，陈凯歌一直有意改编严歌苓的小说《白蛇》，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而严歌苓对梅兰芳的人生也充满浓厚的兴趣，也曾经断断续续作过一些了解。等到陈凯歌开始筹拍《梅兰芳》的时候，二人的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水到渠成。
目前已经开拍的《梅兰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陈凯歌导演当年的颠峰之作《霸王别姬》。“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梅兰芳》是一部史诗，时间跨越梅兰芳先生的一生。”严歌苓反复强调了好几遍“史诗”这个词。
在开始动笔之前，严歌苓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查阅资料。她读了大量的文字，也作了大量的研究——不光是对梅兰芳本身的研究，还包括了对整个京剧发展史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最让严歌苓震惊的，是男旦在晚清时期的社会地位。那时候同性恋盛行，戏子是被玩弄的，地位非常低下。由于涉及一些敏感话题，电影在这方面的表现不会太多。不过，“男旦这个文化现象太有趣了。有趣在于它的暧昧，它不可道破，也道不破的本质，它还隐喻和象征了我们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她说。梅兰芳作为中国京剧史上第一男旦，其人物性格、心理非常复杂：“他是一个外表坚强，内心谦和含蓄的人。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情感都极其丰富，又有许多的层面。这个角色非常难演。很多情绪少一分不够，多一分则太过。”
现在《梅兰芳》的演员阵容已经基本确定。对于由黎明出演梅兰芳先生，严歌苓没有作出任何评价。她也没有给出一个她认为合适的人选，她毕竟不是导演。只是在我随口说了句，“如果张国荣还在世的话，他来演梅兰芳应该会把握得不错吧”的时候，严歌苓点了下头，算是认同吧。
看严歌苓的许多小说，眼前好像放电影一样，充满了画面感，读者可以轻易感觉到她描述的人物和情景就在眼前流淌，她写起剧本来一定更加得心应手。当我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她，她却打趣地说：“我是小说充满画面感，剧本又充满文字感啊。”创作剧本的时候，她人在台湾，每月一次飞到北京来和陈凯歌讨论剧本，边写边改，到最后，改了差不多六七遍。这在她写小说的时候是极少发生的，小说通常都是写完就扔在一边了。
对于坊间“陈凯歌想借严歌苓的剧本翻身”的说法，严歌苓也给出了她对老朋友的仗义支持。“我没看过《无极》，但我也不认为那是一个导演的失败。我认识他很多年，清楚他的才华。那次应该算一种新的尝试吧。能和他合作我很高兴，没有谁要仰仗谁一说。”
她是个命运的吉普赛
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世家，父亲是作家，母亲是演员。她小时候住在上海，但是经常跟父亲回安徽老家。讲不好安徽话也讲不好上海话的严歌苓，在两个地方都有一种边缘感。那时候的严歌苓觉得作家这个职业一点也不辉煌、不浪漫。她要去当兵，要嫁一个营长。12岁时，她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
严歌苓说，她当年入伍考试时，舞蹈技巧并不好，但也许因为早熟，在“情绪表白”上做得比较好，被考官看中。但是跳了一段时间的红色芭蕾舞以后，严歌苓有了新的想法：“我条件还是不够好。在后面跟大家混混，那种‘表白’还是不要了。”
严歌苓转向编舞，开始了舞蹈大纲的写作，另外还写一些舞蹈中的歌词。上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调到北京的铁道兵政治部做创作员。1986年，她在《收获》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
这时候的严歌苓已经是正营级军官，她嫁给了作家李克威。李克威的父亲是著名作家李准，母亲是“李双双”的原型董双（后改名董冰）。李家与严家是老友。虽然后来严歌苓与李克威离了婚，她仍然与李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就受到李准夫妇的很大影响。
离婚后的严歌苓受邀去美国参加一个军事文学研讨会。在那里，每天上课的形式就是和那些青年作家们讨论他们的作品。严歌苓觉得很羡慕，能够和他们一起读很多书，互相写作，一起讨论，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啊。于是，她申请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班的研究生课程，并获得全额奖学金。
初到芝加哥的日子格外艰辛，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那儿打工。打工的地方离学校十个街口，下班是十点半，上课也是十点半，所以她必须长跑，不能吃饭，下了班就一路跑到课堂里。“我跑过无数个餐馆，看见所有人都在那里大吃大喝的，就是我饿着肚子背着饭从那个餐馆一直跑到学校，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她打过5美金一小时的黑工，而更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稿费。那时候台湾的稿费比内地高，严歌苓就主要投稿到台湾。在台湾，严歌苓发表了《少女小渔》、《女房客》、《天浴》、《扶桑》、《人寰》等小说，皆获台湾各大报纸设立的小说奖项。
拿到稿酬和奖金之后，严歌苓也从来不克扣自己。她说：“我不可能真正做到节衣缩食。吃的方面可以简单，但是我是很爱漂亮的人，我在穿着上总是比较体面的，希望有特色，就跟着同学去逛旧衣店。有些旧衣店还是挺贵的。而且我和美国女同学合租的房子挺大的。我想住得舒适一点，也很想练口语。”
严歌苓：
旅美作家，1958年出生于上海。 曾是中越前线的战地记者。
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国际学者访问。
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系硕士学位。同年开始在台湾发表小说。
1995年毕业。同年长篇小说《扶桑》获“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
1996年《人寰》获台湾百万文学奖。至1997年，每年都有文学奖获得。
1999年《天浴》出版，并开始出版英文小说，作品被翻译成日语、意大利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严歌苓不仅是华文作家，其作品登陆全美畅销书榜。《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
（摘自 《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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