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调北京中央电影局工作，担任艺委会秘书长。我亦随之赴京就读于北京三中。家中不举炊，每天放学后便到位于羊市大街的电影局吃晚饭。饭后，我就趁人不注意偷偷溜进后院的放映间，这里经常放映外国影片，这使我乐而忘返，常常荒疏了课业。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了江青。
江青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导演张客叔叔的太太就叫江青，他们是父亲在演剧队的老朋友。一次，父亲又带我去张家玩，一进门我就高声喊道：“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江青阿姨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谁知父亲却沉下脸来对我说：“以后不许再叫江青阿姨！”“为什么？”“大人的事，小孩不许多问！”回家以后，父亲才告诉我毛主席的夫人叫江青，普通人必须避讳。从此，我知道了世上还有另一个江青。正是这个江青，像鬼魅一样缠着我的父亲，长久以来躲之不及，挥之不去，直至掠走父亲的生命。
电影局的院子里有时会驶入一辆轿车，这是一辆漂亮的捷克造甲壳虫轿车。那时候的北京，西四和西单的牌楼还没拆，满大街跑的都是骡马大车，汽车很少，这辆甲壳虫轿车属时髦之物，十分抢眼。这辆车便是江青的座驾。只要它出现在电影局的院子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更别说我们这些小屁孩了。而父亲也会满脸严肃地把我赶回家去。
江青时任中央电影局电影处处长，但全局上下没人敢直呼她为“江处长”。江青平时从不来局里上班，但是审查影片或有好看的外国参考片，她从不缺席。审片时，她总是悄悄地坐在后边，一言不发，可是，现场的气氛却一下子变得诡异起来。一向健谈的王阑西噤若寒蝉，大嗓门汪洋忽然木讷起来，妙语如珠的吕班也装起了正经……大家不约而同地压低了嗓门，小心地选择着中性的词汇，慎重地表达意见。末了，父亲照例要恭敬地请示：“请江青同志发表意见。”这时，大家支起耳朵，目光齐刷刷地转向江青。每当此时，江青总是俯身用铅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并不抬头，只是轻启莲口，慢悠悠地吐出三个字：“没意见。”
不要以为，江青只是挂了个闲职，或许是生活枯寂无聊，弄几部电影解解闷儿，让“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她平日貌似谦恭，从不轻易表达意见，可是我父亲明白，只要这个女人一旦“偶尔露峥嵘”，只要她忽然对某部影片表示兴趣，那就意味着一场大灾难即将降临。此前，影片《武训传》、《清宫秘史》、《我们夫妇之间》被她调进中南海，没多久，全国各报刊杂志上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继而迅速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又快速升级为人身迫害……其来势之猛，出手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父亲说，江青的记忆力极强，看片非常认真，时隔多日，影片中的语言、镜头、细节仍可描述得丝毫不差。她简直就像一个蛰伏在黑暗中的猎手，有足够的耐心和计谋，一旦猎物出现，绝不会手软。有鉴于此，大凡来京送审影片的导演，在没听到江青“没意见”这三个字前，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连夜来找父亲打探消息；父亲总是尽量安抚他们，替他们出谋划策，如何才能顺利通过审片，让他们焦灼恐惧的心情慢慢地平复下来。常常谈到月影移窗，白露湿阶。其实，父亲也只是揣摩江青的意思，与局长王阑西商议后，决定影片的审查意见的。
父亲之所以能够揣摩江青的想法，是因为他对这个女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当年江青以蓝苹的艺名到上海滩闯荡的时候，凭着《大雷雨》、《娜拉》两部舞台剧一炮走红，准确说是凭着女人的特别手段，诱使唐纳和章泯把她这个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演戏神经质的三流演员捧上了明星的宝座。那时候，父亲担任这两部戏的剧务主任，深请这个女人的心狠手辣，喜怒无常，不是省油的灯。
实际上司徒慧敏和吕班这些人对江青的老底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只不过怕引火烧身，见面时大家都三缄其口罢了。出于父亲处处小心，进退有度，总算没有触到江青的逆鳞。而江青似乎对父亲也怀有好感，见面时必以“阿韬”呼之，以示亲呢。父亲往往趁她高兴，不失时机地把对影片的处理意见请她过目签字，就这样不少送审影片得以绕过暗礁，平安到达彼岸。（本文摘自《档案春秋》2010年第4期 作者：徐伟杰 原题为：父亲徐韬和江青共事的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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