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湘舟(1892—1967年)，名克洞，字湘舟，水寨镇人。少时好学上进，对国学造诣颇深。及长，继承父产却不理业，于1919年赴京参加高级文官考试，一举得中，被委任为内政部“简任职”，实为一虚职。难以抒展其救国救民之抱负，遂于1927年辞去公职。1919年至1929年间，湘舟旅居北京，他对钱财看得很轻，却有志于仗义疏财，济困扶危。1928年，“河南旅平(北京)赈灾会”成立。他和张伯驹先生等，奔走呼号，组织义演，为家乡募捐救灾，竭心尽力。1930年，携眷回河南开封。当时，吉鸿昌将军正为抗日救国，秘密奔走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停留开封其间，袁湘舟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吉将军隐蔽于自己家中。抗战爆发后，他誓不当汉*和亡国奴，举家迁回水寨，致力于乡里赈灾、抗洪事业。深爱群众敬重。1946年被聘为淮阳县副参议长，1947年再次辞职，举家迁往武汉，1967年病逝。
袁湘舟一生多才多艺，古诗文功底深厚，尤钟爱戏曲和弦乐，对医学医道也颇有造诣。在北京期间，参加了张伯驹创办的诗社、词社、国剧社、平剧社，著有《袁湘舟诗草》一卷(已佚失)。1934年，为唤起国人团结抗日，他创作了一部大型豫剧《如姬窃符》，于1936年完成，并在开封公演，轰动一时，后来剧本佚失，他竟然在一目失明，卧病在床的情况下，将戏文一字一句口述出来，由儿子笔记，终使该剧本重新面世。50年代，又著剧本《河伯娶妇》，因故未能上演，剧本在“文革”中丢失。袁湘舟还通于医学，尤见长于儿科，著有《温疹症治》和《白喉忌表三方》等。
我的父亲袁湘舟
袁家桂/忆述 袁家桢/撰写
我是袁湘舟的大女儿，出嫁前，在那个大家庭里生活过二十多年。当时我家院子大，房子多，各人有各人的天地，相互间亲情与接触都要比普通人家少，女孩子受到的局限要更多一些，家里的事，父亲的事，知道的不多。下面谈的一些情况，有些是身历目睹的，有些是以前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还有一些是后来弟妹子侄们告诉我的。都是几十年以前的旧事，很难记得十分确切，还祈各方理解谅解。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父亲名克洞，字仙舟，上世纪二十年代改字湘舟，1892年生于河南省项城县水寨镇。父亲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五，在水寨，人们都称他袁五少、袁五爷。说父亲的青少年时代，得从我祖父说起。祖父袁世钧(1866—1919)，字秉政，项城县袁张营人。祖父排行第二，水寨人称他袁二佬。在项城袁氏家族中，和袁寨的袁世凯同一个高祖，是四服兄弟。祖父二十多岁时与长兄析箸，分得约二顷地。但他不愿靠这二顷地过日子，随即离家到水寨他四叔的盐店学徒。当时的水寨很小，但它傍临沙河，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水陆码头集镇。祖父看准了这点，便在这里从盐店学徒，到当铺、粮行伙计，到自立门户，开办油粮行、山货场、油坊、酒厂、酱园等。当时的商人，一般赚了钱就置地，祖父却从不买地，而是将所得盈利用于扩大经营，或用来建设水寨，在水寨盖房、修路、植树造林。因此，祖父的生意越做越大，成了水寨最大的商家；房子也越盖越多，在水寨四门中他占了三门。其中最大的两处是永康油粮行?现项城市政府招待所?和“福”字院?现项城市博物馆?。盖这两处住宅时，正值袁世凯闹做皇帝，按照旧制，皇帝五服以内的兄弟都将封王，因此，这两处房子都是按王府标准盖的。
据长辈说，祖父经商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勤于思考，兢兢业业，处处精打细算；在于他胆大心细，善于捕捉商机；在于他知人善任，培养选用了一批忠诚、可靠能干的掌柜。祖父持家也很算计，例如他认为做寿劳民伤财，毫无益处，就规定家里的人不到六十岁不做寿。因此我家一直没有过生日做寿的习惯。祖父因积劳成疾，于1919年病故，享年53岁，还没有活到他规定可以做寿的年龄，因此，他一辈子未做过寿。
祖父虽是商人，但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父亲一到上学年龄，便在家延师设馆，供父亲读书，一直到二十岁。父亲对国学有较高的造诣，对古诗词有较深的功底，都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基础。父亲爱读书的习惯，大概也是在这个时候养成的。
祖父希望父亲能继承他的事业，因此，在他去世前，一直把父亲留在他的身边，言传身教。但父亲志不在此，无意守业理财，1919年祖父去世不久，便把祖父遗留给他的家业，交由祖父手下的掌柜们经营，自己便去北京闯世界，做了一个“甩手东家”。
父亲和母亲结婚时还不到二十岁，到北京找工作时已有三男一女，即大哥家相、二哥家校、三哥家朴和我。大哥已有十几岁了，我也开始记事。就在这个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大哥被一个十五六岁的佣人小柱子玩枪走火误伤致死。当时水寨地面很不安定，大杆匪老洋人张庆四出绑票，我家是水寨首富，为防匪患，家里有枪，并把家搬到了淮阳县城。一天傍晚，大哥、二哥到前院看小柱子擦枪玩；小柱子卸下子弹，擦完枪后，把枪口指着大哥比划着说：“大少爷、二少爷，看我打你”。谁知枪膛内还有一颗子弹，一扣枪机，击中大哥腹部，流血不止，大哥哭叫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死了。大哥是长子长孙，全家悲痛不已，特别是母亲，悲恸欲绝，上上下下，几乎都主张将小柱子送官偿命。父亲在悲痛之余认为：“人死了不能复生，小柱子也不是故意的，不能再伤一条人命”。于是，一方面在母亲面前佯称将小柱子送官法办；一方面又为小柱子准备盘缠，让他回家了。父亲这一举动，受到了周围邻里乡亲们高度赞许。
寄旅北京
祖父去世后，父亲想出外寻找自己的天地。大概在他二十八岁那年，获悉北京北洋政府举行高级文官考试，招聘官员，父亲便去北京应试。结果考试合格，被委任为内务部“简任职”官员。父亲回家稍做打点，便只身赴任，在中南海上班。
当时，项城袁家在北京的不少，项城地面又乱，1923年，我们家其余七口，包括祖母、庶祖母、母亲、六叔、二哥、三哥和我也都搬到了北京，先住小菜园胡同，后住西城大喜胡同。父亲虽有一份俸禄，但全家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水寨的商号。
1927年，父亲因对时政不满，自己的一些施政建议，又屡屡不被上峰采纳，便愤而辞掉了内务部那份差事，无官一身轻地过起自己喜欢的生活。
父亲喜爱戏剧和诗词，在北京常与一些名人雅士交往。当时，项城张伯驹先生也在北京，他与我家有亲戚关系，比父亲小五岁，我叫他表叔，常来我家，有时和父亲切磋诗词，有时结伴去戏园子听戏。还和一些吟友、戏迷成立了诗社、票房，定期作诗、绘画、练戏。我结婚前卧室里挂有一套由诗社同仁集体创作的四扇小屏，由十六幅集锦组成，有诗有画，高雅秀逸，其中就有张表叔和父亲的墨宝和诗作。我携它出嫁黄家，甚为珍爱，可惜这套集锦小屏后来毁于战乱了。
父亲在北京还有一个尊老敬贤的故事。父亲本来字“仙舟”，但他们诗社有一位年届花甲的吟友大号也叫“仙舟”，父亲当时还只有三十岁左右，人家年长，便主动将字由“仙舟”改为 “湘舟”，并一直沿用下来。
父亲喜欢国剧，经常参加票友活动。但父亲只拉胡琴，从不登台票戏。父亲的胡琴拉得好，能拉整出整出的戏，我不知道他是跟谁学的。那时生活比较清闲和有些文化的人对拉胡琴、吹笛、吹箫、吹口琴，多半都会一些，但象父亲那样造诣深的人不多。张表叔却经常粉墨登场，他师承著名须生余叔岩，还学过打鼓。只要票友票戏，父亲总是跟着忙前忙后，并叫我们一起去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28年黄河泛滥成灾、河南的一些旅京名流发起的那次赈灾义演，我由庶祖母和母亲带着也去看了。这天戏很多，有六、七出。听大人说，张表叔扮《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寒云二伯?袁克文?演《群英会》中的方巾丑蒋干，演周瑜的是王爷溥侗?红豆馆主?，大轴是杨小楼、梅兰芳的。父亲热心公益，虽未参加演出，但捐了款，购了戏票，还奔走推销了不少戏票。那次戏票很贵，前排五块银元一张，当时一两黄金才十几块银元哩?义演所得，全部寄回了河南灾区。
1928年，“北京”改称“北平”。这年，我母亲在北平难产去世，撇下了父亲、二哥、三哥和我，这对我们家是一个沉重打击。1929年父亲续弦，娶了继母钱润云女士。外公钱能训老先生，清朝进士出身，民国年间，先后在北京政府中任内务总长、国务总理等职。一方是前大总统的族侄，一方是前国务总理的女公子，“门当户对”，婚礼很隆重。
在开封的日子里
1930年初，我们全家除母亲因身重临近分娩留住北平外婆家，都回到了开封，住曹门大街56号。这是一座很高级的三进砖瓦宅院。前面是一排门面房；前院正房为客厅，厢房住男佣人；中院住内眷；后院闲置了几年，家校二哥结婚时搬到了这里。这套宅院是父亲花一万一千银元买的。
这年，我进开封北仓女中住读，每周六回家。有次回到家里听大人说，吉鸿昌将军落难，住在我家后院。当时我看到中院和后院通道之间砌了一道墙，乍看后院是另一家。后院开了个小门通向一个废园子；废园子无人居住，也很少有人去，可通往大街。吉将军是父亲的同乡好友，他因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被迫下野，为抗日救国，秘密奔走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父亲很钦佩他，尊敬他。吉将军住在我家时不大出门，父亲亲派老佣人孔庆云侍候他的起居生活，为他送去生活日用品。过了一段时间，具体多久记不清了，吉将军平安地离开了我家，听说好像去了上海。当时我们小孩不敢多问，只是觉得父亲做了一件大事，他帮助了一位和他心灵相通的朋友。不幸的是，1934年，父亲用心掩护的吉将军，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了。噩耗传来，父亲悲愤不已，他缅怀吉将军抗日救国的教导，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以战国时期魏信陵君援赵抗秦的故事为张本，奋笔疾书，于1936年写出了十五场古装大型豫剧《如姬窃符》，试图以此为鉴，唤起国人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完成吉将军毕生奋斗的未竟事业。
1930年，父亲又娶了庶母邓文英女士。1933年，庶母为我添了一个弟弟，即五弟家干。以后在水寨又为我添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即三妹家梅和六弟家禹。1931年，母亲携二妹家桢从北平回到开封，当时二妹刚满一岁。1932年母亲又为我添了个四弟。四弟大约在四岁那年得麻疹死去，父亲、母亲都很伤心，但也坚定了父亲研究医术，治病救人的决心。父亲在《温疹症治自序》中说：“余子女众多，常有患疹者，偶一不慎，几酿祸端”，就是证明。父亲在这段日子里，据二妹回忆，在家里或绕着大书桌，迈着八字步，眯缝着眼，吟诗觅句；或坐下来看报，研读《本草纲目》等医药书籍，或潜心著述。父亲在开封不但完成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剧本《如姬窃符》，还开始写医著《温疹症治》和汇编《袁湘舟诗草》。有一段时间，我和三哥、六叔每周六回到家里，都要为父亲抄誊即将付梓的《如姬窃符》书稿。因为父亲的字是《十七帖》草体，印刷厂的工人不认识，就让我们重抄一遍。这对我们这三个十几岁的中学生来说也很着难，有些草体字我们也不认识，又不敢问他，只好问母亲，最后总算完成了抄写任务。
父亲对豫剧特别钟情，在开封结识了赵仪庭、司凤英、陈素真、常香玉等豫剧名演员；为司凤英操过琴，给陈素真、司凤英灌过唱片。当时常香玉还小，由其父亲领着拜谒我父亲时，父亲一出手就为她添箱二百银元。父亲的剧本《如姬窃符》本打算交常香玉演的，当时常的班子不大，演不了，改由司凤英剧团演出。演出时我们全家都去看了，反应很好，在开封轰动一时。后来听五弟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父亲在武汉从报上看到郭沫若先生登报寻找《如姬窃符》的作者，父亲当时身处逆境，未敢回应，失去了一次与郭老先生沟通的机会。不久，郭老先生同一题材的话剧《虎符》就面世了。
我们在开封一共生活了八年多的时间，并发展成为一个四代同堂的十四口大家庭，生活经济来源仍是水寨商号。当时水寨的生意不错，父亲操心的事很少，使他能自由自在地驰骋在他喜爱的诗词、豫剧和医药王国里。在开封的日子，恐怕是父亲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了。
回到水寨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大举侵略我国。父亲常说：“怕当亡国奴，怕当汉奸”。因此，在1938年开封沦陷前，我们全家便搬回到水寨。开封沦陷后不久，距离水寨六十里的淮阳县城和周口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淮阳的一些党政机关和殷商富贾都涌到水寨（当时水寨隶属淮阳县），使水寨这个小镇一下子变得热闹繁荣起来。父亲为了支持抗日，把我家最好的房子“福字院”，让给迁来水寨的淮阳县政府办公。
父亲回水寨后，本来可以亲自料理自己的家业了，但他对这些事情实在没有兴趣，一如既往，仍由“掌柜”管理，继续当他的“甩手东家”。不过，随着环境的变化，已不能像开封那样清闲了。面对邻里乡亲，少不了问寒问暖；作为地方绅士，常有些送往迎来的应酬。父亲对钱财看得轻，喜欢济困扶危。因此，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乡邻们交不起壮丁费、军麦款找他，儿子被抓壮丁找他，亲人死了没有棺木、坟地找他，青黄不接断炊找他，过年揭不开锅找他，一些商家为交纳税捐发愁找他，中共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被捕也通过不同渠道找他。父亲不管难易，总是热情应对，或解囊相助，或代为奔走疏通，尽力帮助那些求他帮助的人。
父亲热心公益。1939年，黄河泛滥，黄水灌入沙河，水寨汛情危急，父亲奋不顾身，亲自带领乡亲抢险护堤，跑前跑后，不休不眠，还供应饭食，一连几天下来，水寨是保住了，父亲的双腿却肿得老粗老粗了。
父亲喜爱戏剧，水寨随着战时的繁荣，各式各样的戏班子，如豫剧、曲剧、四平调等剧团来的也多了。但水寨没有戏园子，只能临时搭台露天演出，给演戏的、看戏的带来很多不便。父亲就出钱出料，在关帝庙东南角盖了一座砖墙木架草顶的戏院，并养了一个豫剧小科班。每逢戏院演出豫剧，他都到场，但不是在台前看戏，而是在台上专心致志地参加伴奏。父亲的这一举措，不仅丰富了水寨的文化娱乐生活，推动了豫剧的繁荣发展，听说小科班还培养出一些出色的豫剧演员和文艺骨干。父亲还出钱在水寨盖了第一个澡堂子，使镇上的人和过往水寨的人，有个洗澡消暑驱寒的地方。1942年河南闹灾。1943年春，逃荒到水寨的人很多，父亲搭棚施粥施饭，救活了不少人，这些都是当时水寨人人皆知的事情。水寨有一所孤儿院，父亲常出资接济，并领养了两名孤儿，听说其中一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项城市一家著名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指莲花味精集团原党委副书记王砚耕——编者注）。
父亲在开封时便开始研究中医中药。《本草纲目》、《瘟病条辨》、《六科准绳》等，都是他常读的医书。回到水寨后，更加专注地研究儿科痘疹，经常和镇上一些医生研究疑难病症，切磋医术。
父亲虽然不是一名正式医生，也从未挂牌开业，但他的医术，特别是儿科痘疹，在水寨却有些名气，常有人来家找父亲看病。当时没有麻疹疫苗，孩子出麻疹，顺症还好，只要照顾得好，可以勿药而愈；一旦转为险症，往往九死一生。邻里乡亲们的孩子出麻疹，只要求到父亲，不论是顺症险症，父亲都是热情接待，精心医治；病家抓不起药，父亲就把自家的药折子借给他们抓药。父亲这种既送医又送药的义举，不知挽救了多少幼小的生命，在水寨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虽然我不知道父亲救了多少幼小生命，但我知道我五弟、三妹就是他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的。父亲本来是不给家里人看病的，家里人病了，都是请镇上的中西名医治疗。父亲给五弟、三妹看病下药，都是在镇上医生认为他们已病入膏盲和拒不应招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一年五弟拉肚子，直拉得叫妈的力气都没有了，延医吃药，诊断为“五色杂痢”。在中西医都认为无可救药不肯登门的时候，父亲只好自己动手医治。他一面把医生的处方一一对照研究，权衡利弊；一面查阅历代名医医治痢疾的医案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开了一个方子，然后邀请镇上有名中医一道推敲。大家见父亲的处方中有味“大黄”，都吃惊地说：“大黄”是泻药，怎么能治痢疾呢﹖父亲讲了他用“大黄”的理由。大家还是一个劲地摇头，但又提不出新的医案。父亲想，与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不如冒冒风险，也许还会有一线生机。如是就让五弟服了他的药。不料服了一付，拉的次数就少了。接着连服三剂，竟然拉出一截硬的大便。再服几付调理的药，五弟的病便痊愈了。给五弟看过病的几位中医闻讯后，都觉得这是医学上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从此，父亲在镇上中医界和百姓中名声大振，大家都称赞他的医术高明。
三妹小的时候出麻诊，因受了风，疹子没出完就收了，由顺症转为险症，病毒内攻，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病情一天天恶化。请遍了镇上中西名医，病情始终不见好转。后来医生说：“不用再看了，没救了?”家里人也准备把她抱出后门送走。父亲无奈，便选用了他所著《温疹症治》二十四方中的“变症七方”。三妹服药后便开始退烧，接着人也苏醒了，后来就逐渐康复了。镇上的中西名医听说三妹又活过来了，都不大相信。“袁五爷的医术真能起死为生啊”的传说，不胫而走，到我家求父亲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父亲除著有《瘟疹症治》外，还有《疹后六方》和《喉症处方》，我和弟妹们还保留着这些著述的原稿或复印件，这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一份可贵遗产，可惜治疗五弟“五色杂痢”的处方没有收入而失传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说是实行宪政，淮阳县成立参议会，父亲因在水寨声望较高，被地方一些有头有脸的人拥戴为副参议长。他第一次出席县参议会时还对二妹说：“参议会是民意机关，代表民意，不是当官”。其实这个“官”或“民意代表”，他也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淮阳县政府迁回淮阳时（1945年底）他就辞职了，并于1947年全家迁到了汉口。
父亲在水寨的这十年，是他行善积德的十年，为水寨邻里乡亲办了不少好事、实事。也是父亲一生中生活得最有意义的十年。
风烛余年
我是1948年离开大陆随婆家去台湾的。因为历史上的原因，1949年便和父亲及大陆亲友失去了联系，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对父亲晚年的情况，在与大陆恢复通讯往来以前，一无所知。下面谈的都是弟妹子侄们后来告诉我的。
在家里，小弟家禹和父亲接触较多。据小弟说，我家迁到武汉后，父亲常和他聊天，讲历史故事，感叹人生，其中谈论得最多的是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对新中国的向往，认为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时有些从武汉去台湾的亲友邀他一道去台湾，都被父亲婉言谢绝。在送别这些亲友时，他还作了一首题为《题枇杷》的诗：“既耐天寒又耐霜，清明依旧上新妆。不和春色争桃李，何似秋风落海棠。”以枇杷自喻其对个人得失的超然态度，对国家前途的憧憬，对洁身自好的自负和对未来政府政策的信赖。战乱中，父亲的诗集都在水寨丢失，这首诗恐怕是他老留给我们的唯一一首完整的诗作了。
1952年，父亲在汉口被项城民兵误认为逃亡地主带回水寨。在暴风骤雨式的土改复查斗争中，阶级诉苦教育，找不到诉苦的，结果对父亲的斗争会竟无人斗争，却有人颂德（编者按：经调查属实，颂德者就是水寨仁和街高昭贤的老伴）。于是，父亲既没被按不法地主处理，也没按资本家对待。从此看守所出现了个特殊人物：他独处一室，无人监管，可以看报刊、拉胡琴，任务是照管看守所门前的楸木料。如此过了三年，政府便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开释，并出具回武汉的证明。但因路费无着，困在水寨。乡亲们获悉后，便自发地为他凑路费。父亲回到武汉，常动情地向弟妹们讲述这段乡情。患难见真交，我们将永远铭记水寨父老乡亲对父亲的这份厚爱。
父亲重返汉口后，虽然日子过得艰辛，但他不委靡丧志，不怨天尤人，仍一如既往，乐观豁达地对待人生，坚毅执着地追求艺术。听三妹说，1957年父亲从项城回到汉口不久，就拿起笔来，用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破除当地“何伯娶妇”封建迷信的故事，写开了剧本《河伯娶妇》。脱稿后并令三妹誊清送交当时武汉市豫剧团黄忠祥团长，黄为此事还来汉口看过父亲一次。可惜此剧因故未能排练上演，剧本也在“文革”中丢失，但父亲这种总想在有生之年为社会做点贡献的精神，很令我们这些做子女的感到骄傲。
1959年，父亲由汉口迁到京山“五三”农场和五弟一起过。这时的父亲已年近古稀，身体虚弱，一目失明；国内也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很多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但父亲仍能乐观地对待现实，每天五弟下班回来一有闲暇，父亲便和他谈今说古寻乐。父亲知识渊博，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一次，五弟问起《如姬窃符》的剧情，父亲一下子振奋起来，对五弟说：“我一幕一幕地讲给你听，你用笔记下来，也许以后还有用处。”就这样，从这天起，父亲躺在床上，在五弟的帮助下，开始了这个剧本的再创作。父亲边想边讲，五弟边听边记，记完给父亲重述一遍，每天来一段，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使这个剧本重现了。父亲丰富的历史知识，卓越的文学才华，惊人的记忆力，以及对豫剧剪不断的情结，从中可见一斑了。父亲的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为我们后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听五弟说，在三年经济困难后的一次运动中，五弟因受父亲的牵连被下放到“五三”农场最偏僻、最艰苦的梭町队，工资也没有了，靠种水稻挣工分糊口。日子过得更艰辛了，父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有次父亲想吃一碗家乡面条，当时农村不供应面粉，弟媳只好用大米擀成面给父亲做了一碗面条。父亲边吃边高兴地说：“好吃，不比面粉做的差”，表现出很大的满足。
1967年农历腊月十四，父亲在京山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我们有兄弟姐妹九人，晚年在他身边的只有五弟夫妇，为他送终的也只有五弟夫妇。但他无怨无悔，病重期间，还特别嘱咐五弟：“我死后不要向咱家亲人报丧，谁也不要通知，办完后事后再告诉他们”。在临终前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他不在身边的亲人着想，生怕因此而为难他们。父亲当时葬在“五三”农场附近的荒山上，这座山现已开发为果园，坟头被平，我们在世的兄弟姐妹商定，拟将其遗骨迁至武汉市“石门峰都市陵园”安葬。
父亲的一生是好学上进的一生，经常手不释卷，对豫剧、诗词、中医学，都有较深的造诣，特别是在推动豫剧繁荣发展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是急公好义，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一生，项城市政协《文史资料》第六辑有这方面的记述，事例不胜枚举，水寨有口皆碑；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一生，富贵时衣食随和，不吸烟，不嗜酒，不嫖不赌，洁身自好，贫困时随遇而安，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父亲的高尚情操和高贵品德，赢得了项城父老乡亲的尊敬和怀念。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父亲的情况了解不多，不能更深刻地介绍他老的生平事迹。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物质财产，但他的为人，为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编者注：作者袁家桂：袁湘舟之长女，国民党少将黄维诚（伯宗）的儿媳，爱国抗日将领黄维刚的侄媳。1948年赴台，在台北退休后定居美国纽约。美籍华人，现年80多岁。袁家桢：袁湘舟之二女，原水利部秦皇岛港务局高级工程师，现退休，住河北省秦皇岛市。）
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