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豫剧《香魂女》中悲剧的成因

豫剧《香魂女》是据我省著名作家周大新的小说《香魂塘畔的香油坊》改编的成功剧作。一定程度上说，小说的高质量决定了剧作的品质， 姚金成老师的真诚改编使这出戏剧的悲剧性最大程度上保留、再现，而豫剧三团的努力使其在舞台上闪耀出了光辉。

故事围绕着傻墩子娶亲展开，为观众讲述了婆媳两代人的悲欢，时代在变化，但悲剧却在重复，香嫂与实忠只能分别，环环与小周也无法相见，一个墩子牵扯着母亲的难言之隐，羁绊着环环的人生幸福。

本文试浅要分析一下剧作中人物悲剧的成因。

一、环境的愚昧落后

“八十年代中原农村”，其实我们甚至不能说现在的农村已经脱离了愚昧落后，何况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物质观念被激活了，但精神整体依旧处于传统层面，或者说，对文明的向往与追求远没有跟上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这就使得物质层面的落后、对物质追求的焦灼与精神追求的尚未觉醒三者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严重影响了人的行为判断。

环环出嫁到沈家的直接原因便是家庭的贫困，“环环家遭灾欠下帐，男家出钱帮大忙，”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能欠下两万元的帐，或许是应了这句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即使在“致富模范”沈家，灵芝也没有见过外国人，说明电视尚未走进人们的生活。而“致富模范”也是在普遍贫困时代产生的历史名词。可以想见当地的生活条件依旧是很落后的。

改革开放最先的口号便是“让人民富起来”，富裕者的优越生活更是直接刺激了贫困中的人们，无法避免地会爆发出一股追求物质的浪潮。这在刘婶和沈二东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剧中有一个细节，当刘婶从环环家回来，带回了香嫂买给环环的金项链，欲给还收，香嫂不得已拿了些钱给她。我们不能仅仅指责刘婶的势利油滑，环境带给她的是一种致富的焦灼感。应该说这已经成了一种社会风气，金钱已经开始凌驾到乡情之上，传统的，以家族为基石的农村社会格局不再纯洁，物质追求与这种格局的变化互为因果，推动着改革的深入。这是一种必然，不会因谁的呼吁而改变，实际上，当问题被普遍关注时，它已经很棘手了。

沈二东在富起来之后，酒场牌场轮番转，他代表了背后的一个庞大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特点便是物质追求后的那种焦灼。他们面对突然到来的物质财富是有些手足无措的，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便陷入了另一个误区，追求的反面，这是有些反讽意味的。这种焦灼源自于人类的基本心理，对某种事物的追求有一种预设的前提，那就是“这种事物是有价值的”，当得到之后，如果看不到其价值，便难免产生焦灼感，沈二东们在酒场牌场挥霍，实际上是一种变态的寻求价值的过程。再加上社会机制与措施的不完善，只“堵”不“疏”，靠公安抓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便是精神追求的不明朗，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对物质的过度追求挤占了精神追求的空间，同时，在农村社会，传统意识中便缺少精神追求这一部分。香嫂有一句话很有代表性：“什么情啊爱啊的都是空的，穿衣吃饭才是真的。”充分地显现出人们的追求取向。遑论更多的刚摆脱贫困甚至未摆脱贫困的人们。而精神世界的沉睡使“男权思想”依旧严峻，香嫂的呼号“为什么女人再强也软弱？”很有些女性主义意味，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这些因素构成了八十年代中原农村的落后状况，同时也是香嫂环环两代悲剧的外部原因。香嫂在丈夫的欺凌下却“只求换来一个好名声，贤妻良母好婆婆”；环环近乎被卖身，除了家庭的困境，还有父母愚昧的爱，希图她过上一种“幸福”的日子，而这种幸福却是单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虚假的幸福。

二、人性的劣根性

两千多年前，荀子便说人性本恶，近现代又有鲁迅、龙应台、柏杨诸先生大力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西方基督文化中更直指人类的“原罪”，可以说是对人劣根性最根本的揭示。我不认为非得咬牙切齿地去批判，劣根性既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便不可能通过某种所谓高尚的教育将之根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较认可西方的思维，把人摆到一种自私、逐利的低品质地位，然后去组织社会，调动各种制约因素调和矛盾，限制个人私欲的膨胀，使社会平稳运行。

在这出戏中，沈二东是最明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对香嫂的辛苦劳动安之若素，他认为香嫂挣钱就是让他潇洒的，便颇有些无耻嘴脸，随意打骂香嫂，拿实忠的工资去赌博。对于环环，他身上体现不出丝毫怜悯，一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完全暴露出他的自私与冷漠。还有刘婶，她不认为环环嫁给傻墩子是种不幸，她为这桩婚姻奔走更不是为了谁的幸福，或为了看到一种幸福的情景，可能仅仅是为了得些媒人钱，这在剧中是有所表现的。作为背景简单出现的亲朋，在面对墩子的荒唐举动，所有的只是一片欢畅的哄笑，并没有谁为新娘的痛苦考虑，（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终究只是一种道德理想，很难有谁会真正将爱扩展到陌生人。）这些都能说明人性的自私。

但该剧之所以深刻，同时最能表现人性劣根性的便是香嫂的所作所为。明显地，香嫂是个悲剧人物，她是“被损害者”，但她同时又在损害着别人。她的立足点是儿子的幸福，但她无法更没有意识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环环在她眼中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在转变前，她的人格是普通的，或者说是自私的。

在香魂塘边，她对环环有过一番劝慰，语慈面软，对她的处境表示理解，还诉说自己的苦，但这些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为了儿子家庭的稳定，为了让环环死心塌地留在沈家。这些都是从私情出发，完全是站在自己立场上的一种言说。包括后来，她偷藏了小周写给环环的信，她所谓的“有钱人百十块买口甲鱼汤，没钱人两毛钱烧饼他啃着香”，出发点无不是个人。

我们当然不能将之与沈二东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因为香嫂人性中更多的是善，她对环环的态度是建立在对儿子爱的基础之上，她无法超越这种带有自私因素的爱。可以想见，如果墩子不是自己的儿子，她对环环更多的绝对是同情，还是那句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满足了自己孩子的需求之后，她才会考虑“及人”。这是一道不容易跨过的槛。

这应该是两代悲剧的根本成因。

三、人的永恒困境

但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去看，她们的悲剧是不是一种必然呢？这里边是不是有着人生的永恒困境呢？

首先是“爱情的虚幻无力”，剧中对环环与小周的爱情并没有展开描述，姑且不提。单说香嫂与实忠的婚外情，不能不说是很感人的，甚至是纯洁的。两人在人生的艰难中平等对待，相扶相帮，为对方宁肯牺牲自己的幸福，充分展示了爱情的伟大。但这种爱情却是虚幻的，被遮遮掩掩，更是一碰即破，没有制度保障，传统伦理更是持否定态度，除了寻求一些感情的慰藉，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如果爱情甚至不能保存人仅有的幸福，我们又能期待它什么呢？不能不怀疑爱情的虚幻无力。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例如人物性格、社会环境上去分析香嫂与实忠的爱情悲剧，但，爱情每每被赋予强大的力量，显然也是不合理的。此处说爱情的“无力”便是相对于那种虚假力量而言的。

其次便是“亲情的自私本质”，第二部分已经阐述过，这里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亲情中蕴含着的反自私力量。亲情本身便是一种基于善的爱，爱本身是指向他人的，只是在亲情中被局限，当这种善念被引发，爱便会冲破亲情的狭隘，否定其自私性，走向一种大爱。但我们不能保证这种过程必然发生，这是一种困境。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中的“本我、超我”相类，二者是有矛盾和斗争存在的，人的趋利性时刻在阻碍善念对亲情自私性的破坏。所以，人往往无力控制，这种困境确是永恒的。

再者，“欲望的强大力量”左右着人的行为。沈二东、刘婶的物质追求，甚至香嫂、环环对爱情的渴望也是一种欲望。当然，我们不能陷入虚无主义，将合理的欲望一并打入冷宫，只是要看到这种欲望是强大的，它应该是影响人行为的最根本因素。如何对待欲望，是受其摆布？还是将之抛却？环环的思想是很典型的。她自然渴望自己的爱情，但却并没有一味地去追逐，家庭的因素羁绊着她，还有对婆婆、墩子的同情都在她的选择中成为重要理由，意图树立一个道德楷模是可笑的，但我们应该看到，面对欲望，人并不是毫无作为的。

这些都是人在自我与社会夹缝中必然要面对的困境，是一种永恒存在，也是该剧中体现出来的深层意蕴，人物悲剧的成因之一。

结语

当然还有未论及之处，如墩子的爱情需求，我们又该如何满足？这里姑且留个尾巴，也算是对“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一种模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