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粤剧编剧人员受到关注和重视,到当今一批粤剧编剧人才的崛起,粤剧剧本的创作在半个多世纪里谱写了粤剧史上从未有过的亮丽风景。但是,当我们把粤剧剧本创作投放到新世纪整个戏曲界和中国文化圈的语境中,就会发现粤剧编剧者及其作品被边缘化的现状比较严重,从而感受到构建粤剧编剧队伍的重要性;当今粤剧编剧人才及其剧作只有进行真正意义的“突围”,摆脱边缘化的困境,才能向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冲刺。
进步与迷失
就创作群体而言,“粤剧编剧队伍”这一概念,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事实上,在此之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就已有杨子静、莫汝城、陈冠卿、秦中英等粤剧编剧家,以其具有地方特色的剧作,活跃在粤语地区,他们的一些作品如《搜书院》、《关汉卿》、《山乡风云》等曾在国内和港澳地区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时期还未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编剧队伍,也就是说,精英作战、群雄并起的局面还没有形成。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戏曲在百废待兴的大背景下出现复苏,粤剧创作也得到加强和发展。而广东作为粤剧的核心省份,也以此为契机,很快形成了粤剧创作的强劲态势,出现了陈自强、潘邦榛、肖柱荣等一批颇有能力的编剧家,他们和老编剧家一道,创作了《三脱状元袍》、《魂牵珠玑巷》、《中英街传奇》等优秀的粤剧作品。这些作品曾给广大的粤剧观众带来一阵惊喜。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初期,粤剧舞台又出现了《土缘》、《驼哥的旗》、《花月影》等一批具有新意的剧作,编剧家们极力避免“标签式”地展示社会生活,极力避免对地域文化色彩进行外在的简单涂抹,力图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在民族内在特质及文化内涵方面,再现社会生活,抒写民族精神,触摸时代灵魂。
但是,粤剧编剧家这种自觉意识所必须经历的自身对历史文化、地域文化、人性和生命的探索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所以,粤剧剧本创作从总体上说,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人们显而易见地感觉到一种捉襟见肘的窘迫,看到粤剧作品存在的某些严重缺失,这种缺失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作品缺乏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刻的社会矛盾、鲜活的社会现实和重大的社会影响。有些编剧家的作品甚至与其所在地的地域文化本源存在隔膜或游离于其外,地域文化的丰富多彩、独特多元,并未真正为他们理解和认知,因而,在粤剧领域中很难出现真正从历史、现实与灵魂的深度创作文本的编剧家。毋庸讳言,近年来我们的粤剧剧本创作比起昆剧、京剧、川剧、越剧等戏曲剧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无论从文化内涵、地域特色、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落在兄弟剧种的后头。有鉴于此,一些粤剧院团宁可出高价邀请外省作家撰写粤剧剧本,再委托本地的粤剧作家把它翻译成粤曲唱词,这种做法听起来似乎有点可笑,但也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为了鼓励粤剧创作和解决粤剧“剧本荒”的问题,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于2006年至2007年度在省内外范围广泛征集粤剧剧本,获一等奖的奖励5万元,获二等奖的奖励3万元,如有剧团愿意排演获奖剧本的,资助10万元排演费。这次征集活动收到的粤剧剧本虽然很多,但真正优秀的剧本却难以寻觅。除少数剧本是一些年轻作者创作的新本子外,大多数剧本都是老本子,而这些老本子往往又是被剧团淘汰出来的;个别作者甚至把10多年前创作的现代戏一字不改地重新拿出来评奖;还有的作者把在别的剧本征集活动中评不上奖的剧本再次拿到这次评奖活动中来。这样做的结果,剧本质量自然不高,一等奖只好空缺。像这样的剧本征集活动,收到的成效不会很大,广州市文化主管部门在2004年也曾举办过一次,但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困境的由来
近年来,常常听到一些粤剧创作人员互相打趣地说:“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不知道该如何突围?”这事听起来有点无奈,编剧人员所处的“困境”,竟是处于一个粤剧剧本繁多的时期。既然每次剧本征集活动中都收到那么多剧本,何来的困境与困惑?其实,作品数量多是不假,但新创作的却很少;即使是新老作品混在一起,也是“小鱼太多,大鱼太少”,真正有分量有力度的拳头作品难觅踪影。
原因之一,粤剧编剧队伍严重萎缩。在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区,各大中城市的粤剧院团几乎没有专职编剧人员。以广东粤剧院为例,该院下辖3个粤剧团,竟没有一个专职编剧人员,原来的老编剧家退休以后,剧院就再也没有引进或吸纳新的剧作者,而老编剧家尽管其中的个别人仍有创作剧本的能力,但剧院的领导也因他们的思维落伍而不再聘用他们或采用他们的剧本。再以广州市的两个专业粤剧团为例,原来的专职编剧人员有的退休了,有的调走了,剧团就再也没有调入新的剧作者,专职编剧的岗位似乎也撤销了。深圳、珠海各有一个专业粤剧团,在经济上和人员上均有一定实力,但这两个粤剧团目前均没有专职编剧人员,团里需要创作剧本的时候,均请外地作者帮忙。
其实,全国各省也有类似的情况,戏曲编剧队伍日渐式微。浙江省是戏剧大省,戏剧舞台曾出过顾锡东、钱法成、魏峨等著名编剧,然而,昔日的荣耀已逐渐远去,如今的浙江戏剧舞台由于缺乏编剧而显得有些寂寞。浙江省专职戏曲编剧目前不足10人,省属剧团仅有3人,杭州也只有3人;杭州曾招收过一个培养戏剧编剧的本科班,全班20多个学生,毕业后竟无一人从事戏曲编剧。海南省也是如此,海南的琼剧曾经拥有百余位专职编剧人员,但现在全省仅有一位琼剧的专业编剧。广东省相对于上述两省来说,景况似乎显得更加暗淡,诺大的省属粤剧院和广州、深圳、珠海竟然连一个专职粤剧编剧也没有,讲起来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原因之二,迷信“大牌编剧”,不给本地作者以实践的机会。不少粤剧院团的领导存在“大奖渴望症”,认为自己在任期间拿不到一个全国性的大奖于面子上过不去,把“拿大奖”看作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而为了“拿大奖”,首先就要找到“大牌编剧”来创作剧本,然后再邀请最好的导演、舞美、灯光设计等成套人马进入二度创作,为实现“拿大奖”的最高目标而奋斗。当然,笔者无意反对剧团去“拿大奖”,因为“拿大奖”也是精品意识的一种体现,谁不想在戏曲作品中出现更多精品。但为了“拿大奖”而过份迷信“大牌编剧”,不给本地作者以实践的机会,这未免有点过于偏颇。而且,“大牌编剧”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全国来来去去就这么几个,他们要为所有的戏曲剧种去写剧本,即使天天不睡觉也写不过来。据著名编剧家罗怀臻说,由于他写的戏获大奖的机会多,所以很多剧团都约他写本子,最多时一年之中竟收到近100个剧团的约请,但事实上一个原创作品一年最多也只能写一两个,他即使活两辈子也写不完这么多约稿。而另一方面,本地或本剧团的编剧却闲置在那里不用,即使有些剧本的创意是本地作者想出来的,剧团领导也要把这种创意拿去给外省的“大牌编剧”重新创作,如果“大牌编剧”忙不过来,也会找次一些的“准大牌编剧”去撰写。
原因之三,放弃对年轻作者的培养,导致有才华的年轻人找不到适合自己创作的岗位。近年来,广东省各地的文化主管部门甚少对年轻的粤剧作者进行培训,更鲜有机会给他们在实践中提高自己。倒是一个社会团体—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出资与大学合作,办了一个三年制的粤剧编剧班,招收了22名学员。这批学员于2007年9月毕业,已奔赴各个工作岗位。在这20多名学员中,已发现其中的五六人很有创作潜质,他们在毕业前夕创作的一批粤剧剧本,以其新颖的构思和流畅的文笔,给沉闷的粤剧创作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可惜的是,这几名颇有潜力的年轻人都没能成为专职的粤剧编剧,他们有的在市一级的群众艺术馆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有的在艺术单位的行政办公室工作,而个别毕业生由于原来没有工作单位,毕业后连自身的就业问题仍未能解决。本来,广州市的文化主管部门原来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委托下属一个艺术单位聘请毕业生中的4个人为签约作者,每年给予他们一定的创作任务,并为他们召开剧本讨论会,对他们的剧作进行点评,而文化主管部门每年只需拨6万元经费就行了。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只进行了一年就停止了,文化主管部门从第二年起就停拨经费,致使聘请签约作者的事情成了无米之炊。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文化主管部门可以一次性拨大笔资金给一个剧团排演一个“拿大奖”的剧目,却拨不出6万元去培养年轻的粤剧编剧者。
最近,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的年轻编剧家余青峰在一次会议发言时谈到,他对于戏曲创作队伍中缺少年轻人的现状感到很郁闷。他说:“我的同学毕业后都改行了,在编剧行当里,我的同龄人少得可怜,我每天面对的都是白发苍苍的同行,我很孤单。”余青峰如今也成为“大牌编剧”了,他也感到当前的戏曲圈由于缺乏年轻人而显得暮气很重,重得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他的呼吁是否应该引起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呢?我们的戏曲编剧队伍是否应该多出现一些年轻人呢?
期待突围
粤剧编剧队伍正在萎缩,粤剧编剧人员已经陷入困境,这不是耸人听闻的呼喊,而是实事求是的评说。因此,粤剧编剧人员需要突围,粤剧编剧队伍需要扩充,在突围和扩充中找到新的支点,找到新的感觉。为了重振粤剧编剧队伍昔日的荣耀,我们需要采取以下对策:
对策一:编剧人员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修养,掌握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争取成为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众所周知,戏曲编剧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要有古典文学修养,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同时要了解戏曲表演的路数,掌握戏曲表现的技巧。这些条件是比较“苛刻”的,但又是必须具备的,特别是对于年轻作者来说,要达到上述条件必须付出极其艰苦的劳动。还好,传统艺术在当前来说是“危”中有“机”,当娱乐消费时代达到鼎盛时期以后,年轻人又会回过头来呼唤传统,热爱传统,他们一旦进入传统领地便会百倍迷恋上传统艺术,这就为年轻的编剧人员营造了热爱历史文化并为之而付出心血的环境。因此,作为一名编剧人员,不管你的学历如何、阅历如何、技巧如何,都要做到多学、多看、多记、多写,对一些经典戏曲剧本,甚至能倒背如流;在学习中知道自己的不足,在学习中汲取别人的长处,在学习中提升自己的修养和技能。这样,你创作的剧本就有广阔的社会背景、深刻的文化内涵、鲜活的社会现实和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了。
对策二:破除“大牌编剧万能”论,大胆起用有潜质的后起之秀。笔者在这里无意否定“大牌编剧”的作用。相反,“大牌编剧”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大牌编剧”是戏剧界的宝贵财富,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戏剧精品就会寥寥无几,“大牌编剧”的作用实在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大牌编剧”并不是万能的,一个编剧家不可能精通所有的戏曲剧种,他不可能在每个剧种的创作中都能出精品,这是因为戏曲是一种地域特色十分鲜明的艺术,要写好一个剧种的剧本就要熟悉和了解这个剧种的“个性”,学会这个剧种的“说话方式”,这是需要花大量时间、下很大功夫的;试想想,一个“大牌编剧”,他一生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对所有的戏曲剧种都了如指掌、运筹帷幄,如果他写出来的剧本,还要配上一个粤语翻译才能变成粤剧剧本,那么这出粤剧就肯定会变味了。
要敢于起用编剧新秀,就要敢于破除论资排辈的思想,破除唯学历、唯职称论。目前在我国戏曲界中出现了一位走红的编剧家,他就是年仅35岁的余青峰。几年前,余青峰还是一个无单位、无职称、无固定收入的“三无”编剧,正是这个“三无”青年编剧人员,近年来连续摘取戏剧大奖;越剧《被隔离的春天》2003年荣获第十一届中国人口文化奖最佳编剧奖;越剧《赵氏孤儿》2005年荣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2006年获中国越剧节金奖;越剧《李清照》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由于余青峰成绩显著,他于2006年被杭州市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成为杭州艺术创作研究中心的一名职业编剧,并且从一名“三无”人员破格晋升为“二级编剧”。这正是杭州市慧眼识人、破格用人的经典做法。但愿广东的粤剧界也能出现这种任人唯才的善举。
对策三:破除“为评委而编剧”的思想,心目中时刻关注广大观众。近年来戏剧评奖有增无减、越演越烈,于是又冒出一种奇谈怪论,那就是“为评委而编剧”。因为只要符合评委的口味,剧目就有机会获得大奖,如果不符合评委的口味,剧目再好也是枉然。其实,评委也只是观众群中的一小部分,不应将其凌驾于观众之上;而且公正无私的评委必然要以广大观众的审美需求为评奖的前提,而不应把个人的喜好摆在第一位。我们党早就为文艺指明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落实到戏剧上,就是要为广大观众服务,包括上至领袖下至平民、各个阶层中一切看戏的人。所以编剧家不需要有超脱观众兴趣之外专为评委兴趣而编剧的特殊技能,尤其是在目前戏剧处于现代多元艺术的激烈竞争的态势下,编剧家心目中更应时刻关注自己的观众。
笔者并非反对戏剧评奖,相反认为适当的评奖会促进精品的产生和戏剧的繁荣。笔者反对的只是把评奖作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终极目标。世界上没有一个编剧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评上大奖,但为了评奖而不择手段去迎合评委的需要就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正如余青峰在自己的博客上写的:“若说我不盼望获奖,那是虚伪的。我平生所获的奖项,都是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得到的,因此我格外珍惜。但我绝不会为了某项奖去争,去抢,去游说,去‘公关’,以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更不会。”但愿广东粤剧的大奖都是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获得的,而不是经过游说或“公关”而得到的。
对策四:粤剧不仅需要张目鼓气的评论,更需要针砭弊端的批评。近年来,笔者所读到的有关粤剧创作的评论文章,总感到褒扬甚多、批评甚少,大多肯定、绝少否定,即使指责毛病也往往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小心翼翼,似乎很有顾虑。这对作家创作水准的提高,其实是十分不利的。当然,间中也有出现一些尖锐的批评文章,但那不是说理的批评,而是一种谩骂,甚至人身攻击,这类文章我们不能把它列为批评文章。我们在日常对粤剧作品的推介中,往往过分强调作品的成功之处和积极作用,而忽略了对剧作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应有的审视。其实,一部戏剧作品的问世,在不媚俗不迎合的前提下,最有说服力的终极裁判,还是广大观众。如果观众不认可,怎样恭维的评论和推介也是回天乏力、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首先还是应当在剧本本身的提高和突破上狠下功夫,这也可以说是粤剧创作目前应把握的重点。
对策五:创造条件让编剧人员扩大视野,开阔眼界,提高写作能力。粤剧院团和艺术创作单位应在编剧人员、评论人员和观众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适时举办笔会、剧本讨论会、剧目研讨会,就创作或改编的剧目进行深入的讨论。有关单位应当组织编剧人员前往观摩一些高水平的戏剧演出活动,例如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等,以此拓宽视野,积累创作经验。还应组织编剧人员深入生活,体察民风民情,收集创作素材,听取群众呼声。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编剧人员应去参观一些历史文化景区,这有利于在创作历史剧时融进一定的历史感。当然,从事这些活动都要有一定的经费作支撑,这就要求文化主管部门在经费上做到逐年递增一点,而不是逐年递减一点。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点,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的意义,那这点经费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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