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出而来的感慨

春节期间，母亲从山东老家来杭州，心心念念想看一出原汁原味的越剧现场演出。恰好浙江小百花剧团演出贺岁剧 《陆游与唐琬》，我就弄了票陪她去看。进场听了一会儿，她疑惑地问：“这唱的是越剧吗？”我点点头。她又继续看下去。走出剧场的时候，她问：“什么时候才演《梁祝》、《红楼梦》啊？”我告诉她，现在越剧团都在忙着创新，你说的这些“老古董”早已不多演了。

越剧，还算是全国地方戏曲中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因为有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市场支持，而其他剧种的现状就不容乐观了。据上个世纪60年代统计，中国地方戏有382个剧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世易时移，现在所剩的不到那时一半。戏曲大省陕西省曾有52个剧种，目前只剩下28个；河南省曾有65个剧种，现在也仅剩30多个剧种。

以往的戏剧研究者往往把地方戏曲不再繁荣的原因，归结为电视等新媒体的冲击。这个解释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完全经得起推敲。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电影的普及并没有挤压戏曲的生存空间，相反却把许多优秀的地方戏通过银幕展示在全国观众面前，豫剧《朝阳沟》、评剧《花为媒》、河北梆子《宝莲灯》、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女驸马》等就是那个时候风靡全国的。新媒介并不是戏曲艺术的终结者，相反还可以成为其促进者，真正关系到地方戏曲兴衰的，还是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

戏曲艺术的勃兴离不开市场和观众。以越剧为例，这种起源于绍兴嵊县的地方戏，之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是因为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了大市场。而彼时上海以纺纱女工为主体的观众群，决定了越剧的审美取向必然是女性视角、浪漫婉约。有一种说法很有意思：在上个世纪，上海滩有一些大户人家允许子女听京剧，但禁止他们听越剧，怕的是被那些才子佳人故事给感染。

作为戏剧艺术的一种，戏曲可以反复欣赏，百听不厌，这是小说和电影所难以做到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戏曲可以承载更多的时代精神，与万千观众的心意相契合。在我的家乡山东，有几出传统吕剧剧目反复上演，比如：《小姑贤》、《李二嫂改嫁》等，它们都反映了传统家庭中婆媳之间的矛盾，都以婆婆欺负儿媳开始，又以儿媳大获全胜为结局。对于我母亲这一代观众来说，这些剧目曾让她们不自觉地进入角色，宣泄生活中能够产生共鸣的类似情绪。而如今，这类剧目已很难引起观众的同感，因为生活中已经很少有过去那种强势的婆婆，相反，却多了不少“强悍”的儿媳。换句话说，如果才子佳人戏还因表现永恒的人性而有人喜欢，那些带有教化意义的家庭剧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目标观众。

正是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越剧的后来者们开始了求变之路。人称“茅司令”的著名越剧演员茅威涛曾说：“今天我们必须考虑，观众还会不会在模式化的爱情故事中感动；越剧除了非常雅致地表现爱情之外，还有没有更开阔的道路。 ”基于这种考虑，小百花越剧团创作了大量新剧，从 《孔乙己》到《第一次亲密接触》再到《简爱》，越剧变得越来越不像传统的绍兴戏，这里面固然不排除有拿奖、赚钱的逐利动机，但谁又能否认新一代戏曲工作者化危为机、求新图变的不懈追求呢？

当《陆游与唐琬》华丽幕启之时，在绍兴的河上驶过一艘绿皮船，这是已经成立十年的民间东寿越剧团。这个只有16人的剧团，每年演出200多场，靠老板包场、唱堂会维持生计。他们是戏曲传承的另一种力量，在桨声灯影中，守护着一个绵延了千年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