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越剧的亲密接触

第一次接触越剧，大概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初期。那还是思想禁锢的时代。懵懂地跟在不识几个大字的大人后面，偷偷摸摸地去听一个跟蝴蝶有关的黑色“盘子”中的声音。坦率地说，当时只记住大人们称它为《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那个唱出来的故事，更多的是对能够发出声音的手摇机器与“盘子”感兴趣。过了几年，在我家东边的建设兵团，上级慰问演出了现代样板戏越剧《半篮花生》，终于知道故事是可以在由门板搭起来的台上演唱的道理。那天观看戏的人很多，整整齐齐地坐着，那是建设兵团的大人们，但他们并没有认真地听，吵吵嚷攘的，后来才知道看戏也是当时强制参加的政治任务。后来，就是70年代末期了，也是跟着大人们四处奔波，看露天越剧电影，什么《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追鱼》等，有一次还拽着大人的衣角爬上房顶，从银幕的背后看越剧电影。

这几次经历，可能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十几年后，当我在一所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时，我选择了戏剧作为我现当代文艺教学与研究的对象，理由很简单，因为曾经有过的并不成熟的“听”与“观”的经验，以及非艺术性院校很少有戏剧教学的内容，这块领地较为空旷，可能会有发展的空间，或者说为稻粮而谋的机会。换句话说，选择戏剧作为教学与研究的阵地，开始带有很大的功利成分。尽管如此，戏剧还是给我的人生带来巨大的转机。在我研习戏剧的过程中，有多次观摩与研究越剧的经历，其中有三次，印象特别深刻，也有颇多体会。

第一次是上个世纪末，在杭州剧院，与友人一起观看《孔乙己》。这台惊世骇俗的越剧新作，冲涮了我传统的戏剧观念，震撼了我的心灵，让我重新思考文学经典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在20世纪初期鲁迅抑或孔乙己生活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处在一种特别的存在状态，既有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样的失魂落魄、自甘沉沦的没落的，也有像夏瑜这样的接受新的民主思想奋起抗争觉悟了的革命知识分子，当然更不乏介于大革命波浪中处在尴尬、无奈、无力自拔境地又无可选择的之间状态的读书人。站在又一个世纪交界处，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对名著作符合历史精神状态的处理，就必得敦促剧作者既要本于原作，又要超越原作。孔乙己的形象的出新就体现在剧作者在把握其形象时，既视其为没落文化的殉道者，又看出他作为新兴社会的呐喊人，新与旧的交织和矛盾的缠绕应当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剧作这样的定位，应该说是改编者对经典文本的接受以及与文本产生“视界融合”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整合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越剧《孔乙己》会成为20世纪即将过去戏剧探索的一个重要标志。该观点成文后，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分别获得中国戏剧文学奖和浙江戏剧论文奖。

第二次对越剧的研究，是这个世纪初浙江省重点课题《浙江20世纪文学史》研制时。该著作（含修订版）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浙江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把越剧编剧和他们创作的重要作品，第一次写进了文学史，作为高校文学教材和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建国后的戏剧创作”一节中，我对从事过越剧文学作品创作的顾锡东、双戈、魏峨、徐为、包朝赞、顾颂恩等，与浙江籍文学大家鲁迅、茅盾和夏衍一起，写入了文学史。如写到“浙派越剧”创作队伍中的重要成员顾锡东，对其创作的《五姑娘》、《银凤花开》，尤其是《五女拜寿》、《陆游与唐琬》，作了高度的评价。包括对双戈、魏峨的《胭脂》、包朝赞“包三江”等，都予以客观公允的评析。虽然，这一节在整本著作中没有占太大的篇幅，但毕竟在经过大量材料的汰洗后，正式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我不敢说此举对越剧发展有多大的贡献，但我可以说在一些地方文学史中，要把地方戏曲作品当作文学精品写入文学史，是绝无仅有的。毕竟，从清末以来，已经没有戏曲文学作品进入各种文学作品的选本了，《窦娥冤》、《牡丹亭》的时代早已远去。

第三次与越剧的接触，是我接手编辑的一个戏剧内部刊物，特辟了《钱塘剧评》的栏目。该栏目拟借鉴剧评人的方式，特邀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和专业剧团的教授、学者、专家，坚持专业精神，不溢美，不讥刺，不盲目臆断，不屈从附和，对当下浙江戏剧创作作客观、公允的评价，力图建立浙江良好的戏剧批评文化生态，推动浙江戏剧创作的健康发展。首期《钱塘剧评》，推出新编历史越剧《大漠骊歌》。该剧由罗瑜编剧，翁国生导演，嵊州越剧团演出。开栏之初，首选一个业余、无名作者的作品当作解剖的对象，是试图表明我们编刊和设栏的目的，就是进入我们眼帘的作品，是可以圈点的有一定潜力的作品。我在栏目中称：继承与创新始终是戏曲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所说的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目前《大漠骊歌》在舞台上呈现的，杂揉了多种艺术表现方式。越剧味不浓，歌舞化反而明显。流派味也不纯，戏歌占有很大的篇幅。音乐中也融入了太多的流行元素。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兼收并蓄是个潮流的话，那么经过近30年的探索，我们应该回到剧种的特有风格和内涵上来，在世界艺术趋同的背景下，坚守自己的艺术个性，才是戏曲艺术凤凰涅槃的契机。这番话，其实是我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越剧的认知和期望。据说，此期刊物因为有了这个栏目，被人普遍看好。

感性地“听”、“观”越剧，理性地研究、思考越剧，无疑是我亲密接触越剧的方式，也是改变我生活方式和提升审美品味的重要途径。我感谢越剧对我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