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和“刘阮入天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是越剧中最有影响的代表性剧目】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出戏，是越剧中最有影响的代表性剧目。首先是它对越剧自身的发展功不可没。老艺人把它称之为看家戏、箱底戏、打炮戏。早在1919年，男班艺人三进上海，头两次并未站住脚跟，第三次之所以站住了脚跟并打开局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演出剧目就是由王永春、白玉梅主演的《梁祝》，受到观众欢迎，一炮打响，长演不衰，以至“轰动申江戏坛”。女子越剧诞生后，《梁祝》又成了许多名角的成名戏。解放后，首次进京向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演出越剧的东山越艺社，带去的也是这出戏。《梁祝》是我国第一部彩色艺术片，1954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电影节上，获音乐片奖。《梁祝》的影响，是当时任何一个剧种、剧目所难以比肩的。

其次，把梁祝这样一个优美动人的中国民间传说、姿态万千、别具风情的中国戏曲推向世界，越剧《梁祝》也是功不可没的。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经周总理提名，将影片《梁祝》在招待各国记者的晚会上放映。据说周总理还亲自为影片《梁祝》拟了解释词：“此片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越剧《梁祝》多次在招待外宾的晚会上演出，越剧团在赴前民主德国、前苏联、朝鲜等国演出时，也总是带着这个保留剧目。以后，越剧《梁祝》的音乐又被编成小提琴协奏曲，蜚声海内外。所以有人说，如无《梁祝》，越剧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影响。这个说法，似不过分。

其实，以梁祝故事为题材的剧目，在我国许多地方戏曲中都有，川剧、滇剧、湘剧、赣剧、徽剧、粤剧、河北梆子、梨园戏、豫剧……乃至京剧都有。为什么越剧《梁祝》影响最大、最广呢？

有人说，越剧擅长抒情，适合演爱情戏。但越剧的抒情并非生而有之，它的抒情特色正是在常演、多演《梁祝》等爱情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如范瑞娟富有华彩的[弦下腔]，是在《梁祝》的演出过程中，与琴师周宝才合作所首创的；傅全香转折多变的行腔，也是在演《梁祝》的过程中琢磨出来的。况且擅长抒情的剧种，在我国地方戏曲之林中是不少的。可见，越剧《梁祝》的“一枝独秀”，虽与剧种特色密切相关，但不是主要原因。

也有人说，《梁祝》故事的发生地在嵊州的近邻上虞，可能是受梁祝文化的影响吧！这种说法，听似有理，其实不然。梁祝的原型在哪里？在全国已出现了多个版本。去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曾正式发文，命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为“中国梁祝文化之乡”；但此前，该协会已经命名河南省汝南县为“中国梁祝之乡”，浙江省上虞为“英台之乡”。近日，江苏省高淳县桠溪镇文化站站长吕克斌明确而肯定地表示，梁祝传说的原型在他们桠溪镇。而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会早在10多年前就宣布，宜兴是梁祝文化之源，有史籍纪实和实物遗存为凭。实际上，现在提出有梁祝遗迹和传说的地方还有山东济宁等，算起来至少有8处以上。梁祝的“户口”到底在哪里，现在还众说纷纭，落实不了，可见靠近故事发生地，也不是越剧《梁祝》影响最大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越剧《梁祝》所以会影响最大，是同越剧的诞生地的地域元素、文化背景、传统习俗密切相关，是同嵊州有个“刘阮入天台”的美丽传说有着渊源。

【“刘阮入天台”表达了剡地青年农民对美好爱情生活的憧憬】

嵊州是一个开发很早的农业县，早在汉时，以小块土地为基础、单家经营为方式、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小农经济已进入了开拓时期。这种经济形态，要想求得发展和继承，必须非常注重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因此视结婚生子为大事。但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经济形态下，缺少人际交流，加上被浓重的封建礼教所笼罩，古时嵊地的青年农民绝不可能像许多少数民族那样，通过对歌、赶墟等方式，结识交往，自由恋爱，而只能凭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得以凑合。婚姻当事人不但没有参与权，甚至连知情权也没有。许多青年农民求美、求好、向往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被强烈地压制、束缚着。对此，他们出于切肤之痛，必然会在文化上有所反映。在六朝志怪小说中，一个特别脍炙人口的故事“刘阮入天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晋干宝《搜神记》、宋淘潜《搜神后记》、宋刘义庆《幽明录》、梁吴均《续齐谐记》，都记载着这个故事。故事说：汉明帝永平五年（62），剡县农民刘晨、阮肇一起到天台山采乌药。迷路绝粮十三天，靠摘桃充饥。忽然看到山洞里流出一碗胡麻饭来。沿溪走上三里路，发现溪畔站着两位美艳无比的姑娘，迎上前来，笑着说：“刘阮两位郎君，把碗还给我们吧！”接着又喜中带嗔地问，“怎么会来得这么迟呢？”然后邀请他俩到家里去。她俩住的是竹瓦盖的房子，房里有两张大床，挂着红罗帐，床头各站着十名侍女。两位姑娘吩咐备饭，眨眼间，胡麻饭、山羊脯、嫩牛肉和美酒摆了一桌，都很甜美可口。然后，又进来一群手捧红桃的少女，说是：“恭贺你们的新郎来了！”酒酣奏乐，刘阮又惊又喜。到了晚上，让他们各睡一床，两位姑娘也各进一帐，软语温存，令人乐而忘返。十天后，刘阮请求回乡。姑娘们说：“这是郎君早年修来的福缘，何必这样急呢？”转眼间，冬去春来，百鸟争鸣，平添了两人的思乡之情。两位姑娘经不起他俩的再三恳求，就把先前来过的姑娘们请来，奏乐作舞，设宴送行，并指明出山的道路。刘阮回到村里，面貌已全变了，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自己的第七代孙子，他们只听上辈说过祖上曾进山采药一去不返。晋太元八年（383），刘阮又离乡进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六朝众多遇仙故事中，情节最丰富、流传最广泛的一个。

尽管这个故事有着浓重的对原始宗教精灵的崇拜。